推动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浅析
受非洲自身发展问题制约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我国在对非合作中仍面临重重挑战，未来需要聚焦重点、优化路径方式、强化风险防控，积极参与引导非洲市场一体化建设，努力促进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一、中非经贸合作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
一是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机制。我国和非洲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在反帝反殖斗争和振兴发展过程中结下深厚友谊。特别是随着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和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及推进，中非对话机制不断完善，交流合作日趋密切，政治互信持续提升。根据《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统计，截至2021年11月，中国已同非洲9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3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6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7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与21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建立双边委员会、外交磋商或战略对话机制，与51个非洲国家建立经贸联（混）委会机制。在2020年12推动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随着非洲大陆市场一体化建设推进，非洲市场内部潜力逐步释放，将为我国在非企业拓展产能合作空间范围、完善产业链布局提供重大机遇。文/公丕萍编辑/王亚亚月，我国与非洲联盟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这是我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签署的首份共建“一带一路”规划类合作文件；2021年11月以来，我国先后与中非、几内亚比绍、厄立特里亚、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与摩洛哥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截至2022年1月5日，我国已与中非论坛51个国家/地区以及非洲联盟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非洲成为我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力量。与此同时，我国与非洲国家在国际产能合作、电子商务、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机制，为全方位深化中非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制度型保障。二是贸易结构逐步趋向多元化发展。根据我国统计局数据，2001―2020年，我国与非洲贸易总额从108亿美元增长至1879亿美元（见图1），年均增速达到16.2%，高出我国同期外贸平均增速3.9个百分点，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1%增长至4.0%。其中，自2009年开始至2020年，中国连续保持12年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南非连续多年保持为中国在非洲最大贸易伙伴、进口来源国和出口市场国地位。2013年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贸易份额标准差不断缩小，贸易伙伴结构明显趋于均衡化。根据我国海关最新统计数据，2021年1―11月中国与非洲贸易总值达2291.7亿美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36.7%；其中，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及为前四大贸易伙伴国，四者合计占中国与非洲贸易总额的48.4%，其中南非占比超过1/5，成为2021年以来我国对非贸易的主要增长点；对非出口产品主要为机电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前三位为尼日利亚、南非及埃及，合计占比为41.7%；而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矿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农产品等领域，进口来源国前三位为南非、安哥拉及刚果（金），合计占比为61.8%。三是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成为投资合作新增长点。近年来，随着非洲国家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企业赴非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08―2020年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从78亿美元增长至434亿美元（见图2），投资领域、方式及主体都得到进一步丰富。在对非投资领域方面，从建筑、采矿、农业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宽到制造、科技、批发零售、房地产、金融等领域；投资方式日益丰富，除独资、合资外，参股、并购等方式逐渐增多；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除国有企业以外，民营企业数量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非在跨境电商等新业态领域合作明显加强，我国多家电子商务企业到非洲投资建设，浙江、广东等地企业也积极加强海外仓布局，这些举措大大降低了非洲采购物流等成本，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非洲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平台型、制度型合作成为中非合作重要发展方向。一方面我国在非洲投资建设了一批境外经贸合作园区、海外仓等。其中在商务部备案的在非经贸合作园区有25个，分布在16个国家。截至2020年底，上述合作区累计投资73.5亿美元，吸引623家企业入驻，累计上缴东道国税费14.8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4.6万个，其中外籍员工达到4.2万人，为推动当地工业化进程和促进就业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未来，经贸合作区投资平台作用和产业集聚效应将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我国与非洲在自贸区建设领域合作取得突破。2021年1月1日，中国与非洲国家首个自贸协定――《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生效，未来中国与毛里求斯在货物贸易领域的零关税产品税目比例分别达到96.3%和94.2%；双方在服务贸易领域承诺开放的细分部门也均超过100个。
二、中非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非经贸合作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一是中非友好历久弥新，近年来中非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2015年、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两次升级为峰会，中非双方明确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为中非经贸合作发展提供了强大底气与政治保障。二是中非发展优势互补性强。非洲矿产、农业及旅游资源丰富，人口市场规模庞大，人口红利明显，城市化、工业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正在加速起步；而我国拥有产业、资金、技术及丰富的发展经验优势，与非洲发展互补性强。三是非洲大陆自贸区启动建设，随着非洲大陆市场一体化建设推进，非洲市场内部潜力逐步释放，将为我国在非企业拓展产能合作空间范围、完善产业链布局提供重大机遇。不过，中非经贸合作目前仍面临很多严峻的外部挑战。一是对非合作面临激烈的域外竞争和阻力。当前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特别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及欧洲国家正在逐步加大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竞争布局，如2021年6月美国白宫发布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uildBackBetterWorld，B3W）计划及同年12月欧盟推出的“全球门户”计划等，将对我国对非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挤出效应。二是基础设施配套亟待完善。当前非洲国家在道路、桥梁、铁路及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面临较大缺口，交通联系亟待改善。三是投资营商环境欠佳。非洲国家政府更迭相对频繁、政策稳定性延续性差、执法随意性高，同时还面临融资困难、外汇紧张、贸易壁垒明显等突出问题，投资营商环境总体较差。以关税为例，非洲大陆平均关税水平为8.7%，但非关税阻碍因素的存在使非洲大陆的贸易成本增加约283%，是世界非关税贸易成本最高的地区。四是非洲大陆自身发展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特别是非洲地区疫苗接种率偏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较为严峻，对当地经济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近年来非洲部分国家政治安全局势不容乐观，潜在政治经济风险加大将对未来我国企业赴非投资的积极性产生影响。
三、促进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与举措建议
一是坚持聚焦重点，提高中非经贸合作质效。首先，聚焦重点国家和地区。以埃及、埃塞俄比亚、南非、毛里求斯等与我国签署国际产能合作协议或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为重点，以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和港口为支点，深化与这些国家/地区经贸及国际产能合作。其次，聚焦重点领域。紧抓非洲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及信息化加速推进趋势需要，在继续深耕农业、矿产资源、基建等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重点围绕数字经济、卫生防疫、减贫、绿色发展、能力建设等方面，拓展深化与非洲国家合作。此外，聚焦重点区域。国家层面应着力支持湖南依托中非经贸博览会举办地优势，加快整合集聚对非经贸合作资源，支持湖南率先探索形成中国地方对非经贸合作的“湖南模式”，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二是系统优化提升中非经贸合作路径与方式。针对中非经贸合作规模相对较小、结构失衡问题明显、布局相对零散等突出问题，坚持秉承正确义利观，强化系统思维，统筹利用好进口与出口、合作与援助等不同方式，不断提高中非经贸合作成效。要促进中非贸易平衡发展，加快推进湖南非洲非资源型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建设，适当放宽非洲特色农产品准入目录，扩大非洲非资源型产品进口，促进中非贸易及物流双向均衡发展。坚持对外援助和经贸合作相互促进，围绕《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及我国提出的中非合作“九项工程”，聚焦经贸合作重大项目建设需要，优化对外援助的空间布局、领域分布及投放时序，提高项目落地效率效益。此外，要强化金融机构、援助项目布局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协调配合，努力提高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对中非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的服务支撑作用，深化中非经贸及产能合作。三是积极参与和引导非洲市场一体图22008-2020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变化（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化建设。我国应积极发挥中非经济合作专家组作用，主动分享我国在自贸领域的发展经验教训，有选择的分享推广一批自贸试验区形成的成熟制度规则，支持非洲大陆自贸区高质量发展；充分利用我国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建设的经验，为非洲解决内部多个区域一体化组织并存等问题提供借鉴；总结推广我国在海关“单一窗口”建设、通关便利化及中欧班列组织运营中的先进经验做法，以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为抓手，以提高湘粤非铁海联运班列等运营效率为切入点，助力提高非洲国家内部、非洲国家间海关信息互换、通关运行、检验检验等方面的合作，并以此为突破口，助力非洲大陆市场一体化建设；稳步推动与更多具备条件的非洲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并探索推动与非洲大陆自贸区建立贸易投资便利化安排。四是有针对性、有侧重地加强风险防控能力建设。针对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安全、债务风险等问题，加强对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跟踪分析，强化风险预警、监测及应对能力建设，及时评估及发布重点国别潜在风险，指导中资企业做好风险应对预案。考虑通过与东道国政府合作等方式，加强对在非中资企业的多途径监管，督促引导在非中资企业加强合规经营，最大程度避免腐败问题发生。针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债务风险问题，结合当地发展实际，尽可能提供当地可负担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积极探索创新“投建营一体化”模式，创新融资方式，推动中非合作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丕萍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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