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初探　

摘要:20世纪初期的前三十年，中国美术教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从师徒传授式的非学校教育向美术院校教育为主转变;引进西方教学制度，将写实主义绘画和学院式素描训练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注意西方美术教育的借鉴价值，并开始建立中西融合的艺术教育体系。这些变化标志着中国美术教育从传统模式步入了现代形态。

关键词: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美术院校;素描训练;中国画学研究会

一、西方美术教育模式的引入和现代美术院校的兴起

20世纪初，在清政府推行新式教育体制的影响下，一方面不少西方教习包括美术教习应聘到新式学堂任教，带来了西方美术教育理念。另一方面，随着留学教育的兴起，大批中国留学生，包括美术留学生前往日本和欧美学习，接受西式美术教育，他们回国后也将西方美术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引入中国。在日本和欧美诸国美术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影响下，中国美术教育开始借鉴、吸收了学院教学模式，创办了美术系科。1906年，李瑞清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创立“图画手工科”，这是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上第一个专门美术系科，该科规定的课目是:教育为总主科;图画、手工为主科;还有音乐、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数学、体操等为副科。“图画手工科”培养了第一批略具西式写实绘画基础的美术学生，这些学生分头服务于各省，主教图画手工专科，如此辗转传承，使西式美术教育得以逐渐推广。两江师范学堂开启了西式美术教育风气之先，在它的影响下，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河北保定的北洋师范学堂、广东优级师范学堂、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也开设了图画手工科。［1］从这个意义上说，图画手工科的创设标志着中国的美术教育从师徒相授式的传统美术教学模式，逐渐转换为西式现代形态的学校教育，从而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民国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汹涌澎湃的新文化潮流推动了美术院校的创立和发展。早在1908年，周湘先生在上海创办的“布景画传习所”，课程设有绘画、雕塑、木刻、竹刻、书法等，初具现代美术院校的雏形，当时“在众多开办画室和学校的美术家中，周湘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2］1912年，刘海粟、汪亚尘、张聿光等人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该校教学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注重美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另一方面重视理论教学，如基础理论有中外美术史、美学、艺术教育学，技法理论有透视学、色彩学等。［3］值得一提的是，该校还首创国内裸体模特人体写生课程以及旅行写生教学模式，引起了当时国人和媒体的密切关注。特别是裸体模特写生课程的开设，成为当时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抵牾，有的媒体斥之为“大伤风化，必有以惩之”，并责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4］。而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申报》在1919年12月18日以“活人模型绘画之创举”为题对该校首创的人体写生教学进行报道，称其为“我国绘画之创举”，文中写到:“绘画之必须实写，已为世界所公认，实写中尤表现曲线为最难，故各国美术学校均注重实习石膏模型，人体模型写生。西门美术学校自设立以来，即仿照各国教授办法，故成绩卓著……实我国绘画之创举云”［5］。因此有人认为该校的成立，“掀开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页，标志着具有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新型学校的正式诞生”［6］。在上海图画美院的影响下，公私立美术院校在各地逐渐开办，著名的有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国立北平艺专、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等。随着美术院校的成立、现代美术教育的展开，一些教育家们在推行新兴美术教育的过程中，不再单纯复制西方，而是立足中国的现实，创造性地将学习西方和立足本土结合在一起。例如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就提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7］，该校虽然在教育方法和教材使用上均仿照法国巴黎美术学院，但同时也在努力探索适合中国需要的新路，为此开设中国画、西洋画、雕塑、图案四系，体现了融合中西的教学立场。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教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从实业学堂的技能美术教育到师范学堂的师资美术教育，后来又兴起了专门美术院校;在美术院校内部，西方传入的油画和雕塑逐步取代传统中国书画成为美术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些都表明中国美术教育由传统逐步迈入现代美术教育之路。

二、艺术名家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探索

在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一批留学归国的艺术名家积极传播西方美术教育思想，并身体力行投身于美术教育实践，对中国美术教育的转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著名的有蔡元培、徐悲鸿、林凤眠、高剑父等。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他曾先后留学德、法等欧洲国家，对西方的美术教育尤为关注，并深受其影响。他回国后，在其从事教育工作期间，注意取法欧洲的美术教育模式，不断强调美育的重要性，在1912年出任教育总长后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教育救国思想，阐述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世界观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将美育列为国民教育的五项方针之一。在该文中他强调美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通往世界观的“津梁”，是塑造人格的关键，认为“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8］。1919年底，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进一步强调指出:新文化运动者，不要忘了美育，因为“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专门练习的，既有美术学校、音乐学校、美术工艺学校、优伶学校等，大学校又设有文学、美学、美术史、乐理等讲座与研究所……”［9］。在他的倡导与推动下，以刘海粟的上海图画美术院、林风眠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为代表的一批美术学校纷纷成立，上海天马会、中华美育学会和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等美术团体也不断涌现，使得美术教育活动空前活跃，这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风眠(1900―1991)，广东梅县人。1920年到巴黎学画，就读于法国国立蒂戎美术学院，在留学期间结识了蔡元培。1925年回国后经蔡元培推荐出任北京艺专的校长，后来又赴杭州主持筹办国立艺术学院(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林风眠深受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提倡中西融合、兼容并包，并努力实践这些主张。当时国内许多艺术学校鉴于国画和西画的区别，将绘画科系分成国画系与西画系，对此他不以为然，认为不应当将东西方艺术截然分开，强调如果要让国画适应社会需要而谋求新发展，则研究国画不宜忽视西画的贡献，同时“我们假如又要把油画脱离西洋的陈式而足以代表民族精神的新艺术，那么研究西画者亦不宜忽视千百年来国画的成绩。”［10］因此他在国立艺院担任校长时，开拓性地将中、西画系并为绘画一系，尝试将东西方的艺术进行融合。与此同时，针对传统中国画临摹之风带来的弊端，他主张引进西方的素描教学，进行素描训练，认为学习绘画都必须先学素描，三年以后再选专业。因为“学画不外两方面，一方面是从自然学到东西，一方面从历史学到东西，中国画的学习偏重历史，西洋画是重自然的，但如果推到最初的中国画仍然是从自然中取到东西，一定要从自然里面出来，一定要从生活中来”［11］。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注意借鉴西洋画的价值，在国立杭州艺术学院时主持制定的《艺术教育大纲》中，将素描课程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此对传统美术教育进行改造。高剑父(1879―1951)，广东番禺人，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1903年至1908年，高剑父多次东渡日本学画，归国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认为作为一个绘画者，应该对革命和社会发展有所贡献，强调“现代中国画是离不开现代中国的革命需要的，艺术家要从高处大处着眼，为着革命的未来的发展，配合着目前的需要，而努力增进自己的修养”［12］，倡导“艺术救国”，企图以艺术为武器，通过美术教育的普及，来开通民智、振发精神。辛亥革命后，他专心从事美术教育，并创办春睡画院、南中美术院等，通过学校或美术机构来传播西洋美术教育理念与思想。他主张新时代的国画创作应当折衷中西、融汇古今，认为新国画是“综合的、集众长的、真美合一的、理趣兼到的;有国画之精神气韵，又有西画之科学技法”［13］，倡导在运用中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引入西方写实主义美术教育模式，融合西洋画法，用写实技法改造中国画，这些主张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画坛人士评论认为“数十年的高剑父先生以调和中西美术为己任……成功了一种新兴的中国画”，并称其为“调和中西艺术的一位折衷派画家”［14］。在留学归国的艺术名家中，对中国美术教育转型的影响令人瞩目的还有徐悲鸿。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早年曾留学法国，受法国学院主义的写实技法和写实观念的影响颇深。回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针对中国传统绘画教学的“案头模仿”风格，他大力倡导西方写实主义，主张以“素描”为造型基础的写实主义绘画风格改良中国画教育。他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制定的中国画教学大纲，把素描教学放在首位，对此他解释说:“素描在美术教育的地位，如同建造房屋打基础一样，房屋的基础打不好，房屋就砌不成，即使勉强砌成了也不牢靠，支撑不久也会倒塌。因此学美术一定要从素描入手，否则是学不成功的”［15］。徐悲鸿通过课程的设置，有效地建立起以素描为基础、强调写实造型的教学体系，这套教学方法大大强化了学生的造型能力，从根本上建立起现代美术院校基本的中国画教学大纲，影响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走向。

三、中国画学研究会与中国美术教育的革新

随着20世纪初西方文化艺术思想和观念的输入，彻底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比较盛行，在美术教育中，许多主张迎合变革、积极倡导美术教育革新，企图以西洋美术改造传统绘画。对于这股思潮，有一部分美术家主张在西化大潮中守护传统，高呼“提倡国粹”“承袭传统”。为此金城、周肇祥、陈师曾等于1919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聚集了陈汉弟、徐宗浩、贺良朴、萧谦中等当时美术界名家。该会以保存和发扬“国粹”为己任，与新文化运动“西化”抗衡，诚如其在成立宣言中所提到“尝以欧化东渐，国粹日亡。爰纠同志创设画学研究会，独注重于传授古法……”［16］。中国画研究会主张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和发展，自谓有“宗旨正大，合于保存国粹，与时代进化之特点”。为适应中国画教育的特点，该会的美术教育采用立足传统，参用现代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革探索:1、兼容师徒相授与学校教育的教学方式。评议是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学术地位最高的专家，是研究会的导师，他们招收徒弟(研究员)，教学沿袭着传统的师徒授受的方式。在学习过程中，研究员也可以向没有师徒名分的其他评议请教与学习，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因此在研究会中，评议的教和研究员的学，既沿袭传统的师徒模式，又借鉴现代的师生关系，它们同时存在、并行不悖，体现了教学方式的兼容性和灵活性，如金城的弟子回忆，“金城的弟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画学研究会不仅接受金城的指导，也接受其他评议的指导或向他们求教。在画法、画风上他们可以专学一家，也可以转益多师”［17］。研究会的教学模式兼具了师徒教育与学校教育两方面的优点，即一方面学生有相对固定的评议作为指导老师，以利于深入学习老师之长。另一方面能接受诸多老师的指导，学习借鉴各家之长，为他们的艺术之路提供更多的选择。2、“精研古法”的教学内容。“古法”是以宋元为代表的整个中国古代绘画传统，中国画研究会不主张以西方写实画改造中国画，而是从传统中寻找资源。诚如研究会代表金城指出:“学画有三要素。一考察天然之物品;二研究古人之成法;三试验一己之心得。……不研究古人成法，徒自多费心力，而无能成功”［18］，因此寻找中国艺术传统中与西方写实精神相似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超越传统局限，进行艺术创作，这就是研究会在教学内容上所突出强调的倾向。3、以临摹为主的教学方法。基于“精研古法”、延续传统的主张，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中，仍以效仿、临摹前辈或当代画家的画法和风格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为此开设了画史、画理、画论等课程。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与现代美术学院以素描写生为主的方法截然不同，它反对盲目学习西方的写实手法，如周肇祥认为艺术创作不能一味“喜新厌旧”，“其过于追求新者，乃至丧失其故美，真可浩叹，余仍以能从旧法而得新趣者为佳”［19］，艺术中不朽之作，往往多是对传统艺术思想精华的吸收所致。因此他们重视临摹，强调对前人之杰作进行潜心揣摩，以求自得。以上可见，中国画学研究会出现在传统中国美术教育处境艰难之时，反映了一些推崇传统的中国画家维护国粹的努力。不过应当看到，中国画学研究会对中国美术教育传统进行肯定和保护，并不是一味地固步自封，他们认识到中国画和美术教育传统有变革的需要，并意识到西方美术教育的借鉴价值，“东西画界，遥遥相峙，未可轩轾，系统殊异，取法不同……且彼土艺术日新月异，而吾国沉滞不前，于此亦可以借鉴矣”［20］，因此在美术教育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参用西方美术教育(如学校教育)的做法，企图通过自身创造性转换为传统绘画教育寻找生机和出路。

结语

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美术教育模式为先导、与西方美术教育思想和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按照西方美术院校的方式，创办了大批美术院系逐步取代了旧式学堂，使美术教育模式由师徒传授走向专业学校化;另一方面，引进西方美术教育体系和内容，建立起以素描为基础、强调写实造型的教学体系，逐步打破了传统教学体制。当然，在西化的潮流中，也有一些艺术家进行着保护传统、提倡国粹的努力，寻求从自身创造性转换的可能，传递了另外一种“声音”。这些便构成了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历程。

作者：郑艳 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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