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状况对美育的要求探究　

本文作者：林媛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蔡元培与小原国芳处于同一时代，二者都是在本国积极倡导美育的教育家，他们的美育思想既有共同之处，同时也体现了本国教育传统与国家政治、经济状况赋予美育的特殊使命。这些异同主要体现在：美育与宗教、美育与道德、美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美育的实施这几个方面。

美育与宗教

在蔡元培与小原国芳的美育思想中，都涉及了美育与宗教的问题，他们在关于美育与宗教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而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小原国芳则认为“圣的教育”是教育的最高要求，艺术的终极是宗教。本文不对美育与宗教的关系作哲学的思辩和学理追问，只希望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回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教育家的生活环境里，发现其思想与社会背景、生活环境之间产生共振的基频。

蔡元培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遭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撞，社会文化、道德伦理、教育价值都在剧烈的转换中，从传统旧学中走向西方寻找救国之路的蔡元培留学归国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文化建设的设计者和组织者，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蔡元培提出了“五育”（体育、智育、德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宗旨。

1917年4月8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应邀到北京神州学会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专题演讲，后来这篇演讲分别刊于《新青年》第3卷第6号和《学艺》杂志第一卷第2号。演讲中蔡元培指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也阐明了宗教的时代局限性，他指出“吾人精神上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知识；二曰意志；三曰情感。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有之。”②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知识与意志脱离了宗教，“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③与美育相比宗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④“故不能以宗教充共振的美育，而只能以美育代宗教”。

当时“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一经提出，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启蒙效应，在教育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蔡元培本人对这个命题多次进行演讲和撰稿，此命题的完善和补充一直延续到30年代。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直接参与了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成为“五四”时期反封建的理论武器、现实武器。新文化运动喊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但“科学”与“民主”并未涉及人的情感慰藉与终极关怀，“美育”关乎情感，涉及自由，所以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在当时具有填补时代空白的作用。与蔡元培处于同一时代的小原国芳身处日本明治后期、大正年间和昭和时期三个时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潮兴起，“天赋人权”思想到处传播，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声浪此起彼伏。日本陷入民主大潮之中，这种民主大潮造就了小原国芳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京都帝大时期，小原国芳潜心研究西方经典著作，吸收外国先进的教育思想，为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及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此走上了反封建专制、反军国主义、反旧教育的教育革新道路。

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内容包括真、善、美、圣、健、富六个方面，他认为学问的理想为“真”，道德的理想为“善”，艺术的理想为“美”，宗教的理想为“圣”，身体的理想为“健”，生活的理想为“富”。全人教育就在于创造真、善、美、圣、健、富六项价值。在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中，“健”的价值和“富”的价值是不可缺少的手段价值，而“真”、“善”、“美”与“圣”四价值是绝对价值，其中“圣”的价值为最高价值要求。小原国芳在其著作《教育的根本问题―――宗教》中涉及美育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美的极致是神圣，神圣也是美。就是说，艺术的终极也是宗教。”⑥小原国芳认为在理想的“圣”的教育和“美”的教育中，追求神的心情和创造美的心情应达到一致，达到二者的融合无间。他希望“无论道德、学问、艺术、宗教、体育、经济生活，特别是外交、政治、企业，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成为神支配下的浑然统一体。⑦

小原国芳的美育思想中带有明显的宗教倾向，这与小原国芳的宗教信仰、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其出生地九州在15世纪至16世纪是天主教传播的故地，九州成为日本天主教的圣地，势力之大是日本之最。小原国芳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成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其教育思想中的宗教倾向与他的信仰密不可分。

美育与道德

席勒在《美育书简》第二十四封信中说：“人在他的自然状态中只能承受自然的力量，在审美状态中他摆脱了这种力量，而在道德的状态中他支配着这种力量。”⑧

蔡元培与小原国芳的美育思想中都涉及了美育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席勒美育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蔡元培倡导新式教育，肯定了美育的独立价值，同时蔡元培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观，他希望通过美育教化人心，完善道德。小原国芳也强调美育的道德教化作用，但小原国芳明确提出不能把美育当成劝善惩恶的工具，他认为美育最终是为了培养人性完整的人。

蔡元培在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育大辞书》中提到：“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人生不外乎意志；人与人相互关系，莫大乎行为；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顾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为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顾祸害，不计生死，以热烈之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⑨由此可见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体现了席勒美育与道德的观念。蔡元培希望通过艺术养成美的趣味、健全辨别善恶是非的良心，用美来纯净人的情感，由美的门户而升入道德的堂奥。由于中国长期受到道德至上主义的影响，蔡元培把德育作为人格之本。他认为：“五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⑩1931年蔡元培在《美育与人生》中提到舍一己的生以救众人的死，舍一己的利以去众人的害，是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不能从知识上获得，是完全发动于感情的。每个人都有感情，但这种感情不一定能转化为伟大高尚的行为，所以要通过美育陶养感情，转化成高尚的行为。

可见，蔡元培虽倡导新式教育，肯定了美育的独立价值，但其美育思想体现和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和美育价值观。

在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通过美来修正道德是美育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同样，在小原国芳的美育思想中，也肯定了美育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但小原国芳明确提出不能把美育当成劝善惩恶的工具，他提出美育是为了培养人性完整的人。小原国芳认为：“艺术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和娱乐形式，它应该是一种摆脱一切自私的纯净而有力的东西。”他还认为美育是拯救人类道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与德育密不可分。这种观点在其《美育论》中有明确的表达，“真实的艺术是和真实的道德相一致的；在真实这一点上，二者之间没有丝毫区别。无论是道德、哲学、宗教、艺术，都是一种人格迸发出来的东西。”他说，优秀艺术的极致就是真正优秀的道德，小原国芳十分欣赏席勒《美育通信》中的一句话“我们拯救一般人的道德须求助于艺术”。他肯定了席勒所持有的纯净的艺术拯救道德的观点，认为优秀艺术的极致就是真正优秀的道德。同时他希望执政者达到中国孔子所倡导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境界。小原国芳在其《美育论》中提到“席勒的《美育通信》，确是值得细读的名著。席勒说：“所谓为道德而道德，自康德开始才有可能，我们拯救一般人的道德须求助于艺术。”确实如此。自香川师范以来，我进行的道德教育，差不多也是求助于宗教与艺术的力量。名著名文的阅读，清新的绘画或音乐的鉴赏，特别是戏剧，都具体地给人格的形成以巨大力量。”同时小原国芳认为不能把美育当成劝善惩恶的工具，他提出美育是为了培养人性完整的人。“它把人从机器、煤烟、油污、电、铁这些物质世界造成的苦闷、神经衰弱、死板和涣散中拯救出来”。

由此看出，小原国芳认为美育有完善道德的作用，也希望通过艺术教育拯救人的生活，把人从物质世界造成的压抑状态中解救出来，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健全的人、完整的人。

美育的实施

蔡元培的“五育”并举，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都希望实现美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期望培养人性完整的人，通过美育发展个性、崇尚自然，培养自由之人。蔡元培与小原国芳不仅提出美育的主张，而且都在实践层面对美育的实施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不仅体现了他们的美育理想，同时也折射出时代所赋予美育的使命。

蔡元培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中说到：“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一些学者把这段话理解为蔡元培先生一生践行美育的决心。其实，这是蔡元培美育实施方法的具体体现。在《美育实施的方法》开篇中，蔡元培提到“：我国初办新式教育的时候，只提出体育、智育、德育三条件，称为三育。十年来，渐渐的提到美育；现在教育界已经公认了。……现在的教育状况，可分为三个范围：一、家庭教育，二、学校教育，三、社会教育。我所说的美育，当然也有这三方面。”蔡元培认为美育应该从胎教开始，让孕妇住在风景佳胜的胎教院，阅读乐观的文字，听优美的音乐，给胎儿美的教育。孕妇生产后，要到公共育婴院，通过优美的环境，对婴儿进行美育。在学校教育中，蔡元培提倡从幼稚园开始，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都要给学生美的教育，在学校里设置音乐、舞蹈、绘画、文学课程，通过艺术教育实施美育，而且“美育的范围，并不限于这几个科目；凡是学校所有的课程，都没有与美育无关的。”社会美育中，蔡元培希望通过美术展览会、音乐会等活动给人提供美育的条件。社会美育对道路建设、建筑样式、公园环境、名胜的布置、古迹的保存以及公坟布置都提出了美的要求。从未出生以前安静优美的胎教院，到既死以后庄严古雅的坟院，都是美的。所以蔡元培说：“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是对个体实施美育跨度的总结。

在这些美育的方法中，可以看到蔡元培美育的实施处处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弊端，比如，蔡元培认为美育要从胎教开始，但他怀疑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下的父母可以提供完美教育的可能性，所以要让孕妇在公立的胎教院与育婴院进行胎儿和婴儿的美育。到了入学年龄，孩子可以在新式学校中接受美的教育。蔡元培提出实施社会美育的场所，美术馆、音乐会、历史博物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曾有的。提到公坟，蔡元培认为中国人的坟墓没有美感，按照理智人死之后应该“废物利用”，但活人对死人的尸体寄托了哀思，对尸体不能简单的处置，所以蔡元培提出中国设仿效西方的公坟，划一块地，种植林木花草，碑文要各具匠心，处处体现美。

正如上文所说，小原国芳生活在日本明治后期、大正年间和昭和时期三个时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潮兴起、经济发展。这使得小原国芳在其全人教育中，可以把“富的教育”列入其教育理想之中。同样，小原国芳教育理想中的“美的教育”也反衬出日本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当时日本正处于学历社会，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调查团于1970年调查日本的教育政策，在其总结报告书中说明了“学历”在日本的重要情况，“根据一个人在其十八岁时的某一天（注：指升大学考试的日子）所取得的成绩如何，即可决定他的一生。这样做的结果，虽然世袭的贵族主义是不存在了，但是却代之而出现了一种学历主义。”学历社会是以明治维新后成立的新政府，在明治五年（1872年）提出颁布学制的政策为起点的。在明治维新以前的幕府统治下，一个人的职业和他的社会身份要靠门第门阀，命里注定，当时确实是一个十分僵硬而死板的社会。到了幕府制的后期，由于下级士族的叛乱，那种僵硬而死板的社会崩溃了，新的明治年代的政府成立，从此开辟了可以靠“学问”这种新的“实力”而发迹的道路。明治十九年（1886年）“，帝国大学”的成立，更加促进了学历社会的发展。而到了大正七年（1918年）政府颁布了“大学令”之后“，学历社会”也就在社会上扎下了根。小原国芳在其《全人教育论》中说到：“在日本小学校中，鉴赏曲还远远不够。歌唱也是少数人的事。现在有倍增的趋势，希望尽可能地增长三倍才好。再者，一定要学习乐器，无论如何也要掌握一种乐器，至少一个横笛。甚至一片树叶，一片草叶也可以嘛！”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小原国芳对于当时学校美育课程的课时太少感到不满，学历社会下的学校里到处都是为升学考试做准备，像音乐这样的艺术课程往往被挤掉。小原国芳期望增加美育的课时，给学生全面的教育，希望培养出“能担肥干活又能弹钢琴，……能掏地沟又会唱第九交响乐。”的全人。

结语

比较蔡元培与小原国芳的美育思想，不难发现，二者的美育思想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但是，殊途同归，蔡元培与小原国芳的美育理想都是要培养全面发展、人性完整的人。他们的美育理想与实践反应了时代以及民族生存状况赋予美育的时代使命。有学者曾用一个U字形象的描述了中国百年的美育之路，世纪初的萌芽，世纪中的消沉，世纪末的复兴。如果我们顺着这个U字迂回，回溯到中国美育的萌芽期，可以看到蔡元培的美育理想是充满活力与新鲜、充满了批判与斗争精神的。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承上体现中国的教育传统，应时反映时代的要求，启下为中国美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当前，如何珍视中国的美育环境，反思中国当下人们的生活环境、精神面貌对美育提出的要求，将是一个永远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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