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直辖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政策发表什么期刊　

人口、资源视角下的环境经济学研究

摘要：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文化水平迅速提升、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完善，导致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的变化、矿产资源储备不断减少，带来了很多严峻的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最主要的是阻碍了农村和城市经济的融合发展。面对这一现状，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应对人口结构和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同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调控环境经济政策，同时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等经济手段来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已表明，环境经济政策是将环境问题外部性内部化 、实现环境正义最为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

前言

创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有奠定经济、民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迈入中等国家行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受人口、资源与环境约束更大，区域发展更不平衡;已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片面追求 GDP 规模;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并行的基本国策，“污染防治”被列入三大攻坚战之中，更加注重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长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1]

一、我国人口结构以及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

（一）劳动力向发达城市或中心地区流动的大趋势不可改变

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流动人口向城市群或中心地区转移。以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为例，人口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市转移的趋势。王莹莹等( 2017) 指出，当前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以京津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格局。靠近北京的东北三省呈现出青壮年劳动力净流出的状态，所面临的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的压力也较重，不仅人口增长乏力，而且老龄人口占比位于全国前列 。2022年的外来人口调查报告显示了北京16区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及占比分析，发现城南、城北各有聚集地。通过着重分析北京各区的常住外来人口数量，查询并沿用了2021年末的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在顺义、大兴、房山、门头沟、平谷、延庆、密云等七个区的最新数据。

从下图可以看出，常住外来人口最多的五个区，分别为昌平、朝阳、海淀、大兴和通州。其中，常住外来人口超过50万的区共有7个，除了上述五区外，还有丰台和顺义，分别为63.6万和60.2万。房山为44万。房山是个分水岭，在房山之后的8个区，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减少了很多。其中西城区为23.4万，石景山区16.3万，怀柔15.6万，东城区15.5万，平谷7.8万，另外几个区为门头沟、密云和延庆。昌平区是人口流入最多的区域，由于东西城的房价较贵，加之人口疏解，因此外来人口较少，甚至出现了常住人口远低于户籍人口的奇特现象。

第二，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一致性。王胜今等学者以 2000 ～ 2015 年我国省级常住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为样本，根据空间四分位图和 莫兰指数识别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空间特征，发现我国人口和经济在省级层面上都是高度集聚的，其中，经济集聚程度要高于人口集聚程度。[2][6]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的区域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特征，二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

第三，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存在城乡户籍差异。基于北京、上海、广 州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存在明显的城乡户籍差异，这在特大城市尤为突出。北京、上海、广州的农民工教育回报率显著低于城市迁移人口 3.12个百分点，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分化。户籍制度对特大城市乃至中国中长期人力资本积累都存在负面影响。对此现象中央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落户渠道。“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对城乡融合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意义重大。[3]

（二）我国人口结构将加速进入深度老龄化范围

我国总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3.5%，但由于特定历史阶段人口出生数量的波动，接下来5至10年我国将加速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短期内会面临老龄化率急剧加速的局面。粗略估计未来老龄化人口会增加约2

.7亿人,短期内包括养老保险支出、养老机构、养老设施等在内的养老系统将承受巨大压力，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滞后的作用。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接下来我国绝大部分人口将在城市生活，相应地在城市生活的老龄人口也远远多于农村老龄人口。按照目前全国总的老龄化率粗略估计,截至2020年底，城市中60岁以上人口比农村多7000多万，65岁以上人口比农村多5000多万，城市面对老龄化的压力巨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中老龄退休人口将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城市医疗条件较好也使得城市人口预期寿命高于农村人口，这使得城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更大。人口老龄化是由于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以及人均寿命延长造成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相对增加的人口转变过程。而经济增长是由于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多种供给要素以及消费、储蓄、投资等多种需求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老龄化因素和经济增长要素的多元性决定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复杂的，路径是多维的。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键是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龄化会导致负储蓄增大，储蓄率下降，而根据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老龄化将出于预防动机而使储蓄率上升，老龄化显著提高了中国微观家庭储蓄率，且这一正向影响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和农村、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在宏观政策调控有效性方面。[4][6]李建强等 ( 2018) 在标准新、凯恩斯理论框架内引入差异化年龄人群为研究主体，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下降。财政政策方面，人口老龄化除了 加重财政养老负担外，更损害财政刺激效果和财政绩效质量，压缩财政政策发挥空间。货币政策方面，老人主导的社会对通货膨胀率的忍受度下降而使得利率调整更易逼近下限，加大了货币政策操作难度。

二、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的内在联系

我们不能孤立地 、就事论事地讨论人口 、资源 、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 而应运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 、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 , 深入分析是否有必要和是否可能 ,研究人口 、资源 、环境在经济系统中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孤立地 、就事论事地讨论人口 、资源 、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 而应运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 、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 , 深入分析是否有必要和是否可能 ,以及如何把人口 、资源 、环境作为经济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研究客观经济规律。[5]

（一）人口对环境经济学的影响

人口过多，需要环境的承载力高和经济的发展速度快。然而以目前的社会科技实力而言，环境的承载力和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不能满足当前过多的人口的，所以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空间同样是有限的，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给资源和环境造成了空前的压力，也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供养越来越多的人口，人们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垦草原和开采矿产，在许多地方导致了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造成了环境污染，引发了各种灾害，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严重威胁。由于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要求人类社会的经济也要快速的发展，但是由于盲目的寻求经济快速发展，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环境的破坏到一定程度就开始限制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二）资源对环境经济学的影响

资源和环境经济学研究自然资源和环境配置上的问题，研究配置问题上优化决策的必要性，寻求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根源，从而设计机制来缓解或消除资源匮乏、环境破坏等问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强调，研究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理论方法和政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自然资源具有四种竞争性的用途及公共消费品的供给者，自然资源的提供者废弃物的接受者和生命支持系统自然环境的这四种功能将相互竞争，同时对于同一种功能，人们之间也相互竞争，自然资源各功能之间的相互竞争，导致了环境问题因此，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优化配置问题，也就是研究如何使用自然资源与环境在不同用途之间或同一用途不同使用者之间配置最优资源总是有限的稀缺的那怎样暂时这些有限的资稀缺资源，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中合理使用达到最优的配置，缓解消除资源环境问题。

三、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展望

（一）加强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内在机制研究

目前，关于人口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大量集中在流动人口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上，但关于当前新的人口政策对未来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影响的内在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从而导致对全面 “二孩”政策的效果评估以及对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预测缺乏理论支撑，以至于使得未来劳动力供给难以准确预估，影响了潜在增长率的测算。[6]

这就要求加大适龄人口生育意愿调查，深入分析影响生育意愿的各相关因素，准确评估人口出生率，为未来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提供依据。

（二）统筹兼顾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为了克服诸如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局限于某一侧面的弊端或弱点，从整体上融会贯通地考虑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来研究以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从而把把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区域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上，进一步推动整个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坚持以研究经济问题为主，同时兼顾社会问题。

（三）高屋建瓴发展新能源

高度重视新能源发展，在新能源结构框架下谋划能源发展。虽然当前以煤炭为主体的化石能源依然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基石 ，页岩气、太阳能、生物质能源等新能源开发利用日益加快，逐步冲击传统的以石化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这就需要深化能源结构变化研究，深入研究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效应，重新审视世界能源储备和能源格局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势不可挡。[7]其核心内涵是“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涉及到多重目标、多重约束下的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需要统筹处理好发展、减排和安全等多方面关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能源发展的体系性。

（三）环境经济政策助推高质量发展

环境经济政策则基于市场原理，是一种内在激励力量。为了让资源环境循环发展，以环境成本优化经济增长，环境经济政策需要通过激发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有力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从顶层设计发力，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政治经济体系，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构建我环境经济政策框架体系，主要包括环境财政、环境价格、生态补偿、环境权益交易、绿色税收、绿色金融、环境市场、环境与贸易、环境资源价值核算、行业政策等内容。环境经济政策向纵深发展。一方面，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加快。政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更多是通过内化环境成本、推动企业产业转型升级体现。这一点，绿色税收、绿色金融、环境价格等政策表现明显。不断完善绿色消费政策，助推生活方式转变。涉及绿色采购、领跑者制度、阶梯水价、新能源汽车补贴等。近年来，这些政策持续推进。推进政府和企业践行绿色理念，阶梯水价、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政策则直接影响公众的消费行为和潜在在的积极性。从生产到消费，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公众，环境经济政策正在多环节、多层面发力。

四、结论

人口、资源与环境既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与核心问题,也是其他理论经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系统的特点,优化设计资源环境制度设计和方案,对解决当下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提高资源环境配置与培育的协同效率有重要作用，目前还需要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第一，加强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内在机制研究。目前，关于当前新的人口政策对未来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影响的内在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从而导致对全面 “二孩”政策的效果评估以及对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预测缺乏理论支撑，以至于使得未来劳动力供给难以准确预估，影响了潜在增长率的测算。这就要求加大适龄人口生育意愿调查，深入分析影响生育意愿的各相关因素，准确评估人口出生率，为未来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提供依据。

第二，加强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安全问题研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源种类不断拓展，尤其是突破一些关键性、基础性原材料和零部件时所需要的特殊矿产资源，日益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绿色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研究。虽然目前已有部分研究对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进行了探索，但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各有不同，从而导致对同一地区的评估结果存在明显分歧。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和完善绿色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研究，形成被广泛接受的、科学的评价指标体 系和评价方法，以明确方向，更好地引导绿色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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