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区工业化农业发展论文
1导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其自身良好的区位优势，并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从而抓住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率先进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而与此相对，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还存在着众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地区，传统农区就是这一类地区的主体。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如果这种区域发展失调的状况不能及时得到改善，势必将严重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动态均衡，进而制约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如何根据传统农区的自身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选择科学可行的发展路径，以加快这类区域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社会上的全面转型，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1.1选题意义
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我国现阶段传统农区的发展路径问题也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大都以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模型为基础，将资本与技术视为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又极力推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作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竭力强调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此外，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给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寻找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经济增长的途径，但它在如何发现这种比较优势方面，以及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如何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问题方面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此外，从国内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大部分研究二元经济转型的学者都是从整个国家出发来研究转型与增长问题，缺乏对国家内部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即使有也很少能站在欠发达区域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就不容易发现影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型与发展的真正原因，自然也就很难为这些地区寻找到一条具有较大实际操作价值的具体发展路径。因此，本文认为，如果能在综合利用这些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有关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工业化与转型发展的分析框架，从而给传统农区如何启动工业化、如何转型，两者的步骤与次序以及整个过程中的动力机制问题都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应该说在理论上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1.2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工业化与农业关系问题的阐述，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轮))中认为，农业是被动的、附属的部门，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工业，农业部门只是起着输送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之后，美国的拉尼斯和费景汉对此作了补充，海亚密和拉坦则全面地分析论证了工业化对农业的各方面影响，他们认为，工业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也许比对产品市场的影响更加显著，工业发展增加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工业专业化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新知识应用的结果，使工业部门生产的现代农业投入，如化肥、机械的成本不断降低。不断发展的工业经济还通过提高支持农业研究的能力，扶持农村普通教育和生产技能教育的能力，支持发展更有效的交通和通讯系统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为农村服务的自然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能力，从而对农业生产率提高作出贡献。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分割的工业化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传统农业的改造，在农村单一经营条件下，工业的发展也未获得稳定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在整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屏弱的传统农业与高速推进的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成为整个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所以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村工业化之路。因为，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农业的稳定发展有巨大作用。农村工业是从农业里土生土长出来的，农业是农村工业的母体，而农村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推动了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物质等方面支持农业，成了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阐述，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切实可行的路子应该是走自然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生物技术现代化和机械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农业现代化技术相结合，机械工具以及半机械工具和手工工具相结合的道路，采取高就业、低成本的技术路线。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以农民富裕，缩小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手段、现代物质技术装备武装农业为支柱，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工业和小城镇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等途径，在国家对农业实施有效保护政策和协调工农业顺利发展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型，逐步把传统农业建设成为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基础产业，提高农业综合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工农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
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持续农业、即集约农作、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关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问题的阐述，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城市的发展主要是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聚集，表现为城市规模膨胀、数量增加，即城市的外延扩大。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城镇化就是非农化、即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农业人口转化为农业人口的过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出路在于城镇化。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除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运用现代常规技术、尖端技术与我国传统优秀技术相结合外，特别强调要采取工程建设的方式，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同时，应在继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则对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提出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的提倡与推行，不仅在20世纪末、而且在21世纪都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所需巨额资金难以落实，现有城市吸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城市隐蔽失业较为严重。因此，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与中国的国情难以相符，超前性太大，可操作性太小。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农业现代化在实现生产条件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向生产技术、经营体制、管理方法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转移。中国农业现代化应是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综合考虑、全面发展。因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农民福利，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四化”联动，同步推进，互相促进。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农村工业化是动力，农村城市化是载体。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大效益的统一。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生产、生活与生态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阐述，国内理论界一致认为，其内涵和实质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去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
1.3研究框架与方法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传统农区概念的界定含糊不清，本文首先运用了经济学及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指标，对传统农区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分布作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本文所确定的研究方法，就是为达到研究目的所采取的基本手段的复杂性，本文准备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研究。
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现状评估
2.1研究区域的选择与界定
我们首先明确一下传统农区的概念。简单地讲，本文所要研究的传统农区主要是指那些地形以平原为主，经济以农业（主要为种植业）为主，人口以农民为主的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西部。这些地区大都身处内陆，缺乏可供开采加工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人口众多但思想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依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从具体地理位置上看，根据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河北和河南境内太行山伏牛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北的地区；大别山和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苏北和淮北地区；山东省境内京沪铁路以西地区以及纵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中部的广大地区。实际上也就是东北、华北和黄淮三大平原的全部”。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是指“便于组织、计划、协调、控制经济活动而以整体加以考虑的，并考虑行政区划基础上的一定的空间范围”，“实际使用时常以行政区划界限为界线”。
2.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评估
现阶段，传统农区要想顺利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的转型，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情况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就目前来讲，通过劳动力外向转移来带动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失为一条这样的道路。正如前文所述，传统农区人多地少，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且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自然经济时期，再加上这些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一般都严重滞后，无法有效地就地消化、吸收农业领域大量冗余的劳动力，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地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劳动力剩余问题是传统农区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转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归根到底，一切发展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实现农民增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等一系列目标。为了对本文的研究对象―传统农区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现状有一个更为清晰、直观的认识，我们下面利用数学建模中的常用方法之一―AHP层次分析法，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指标评价体系，从而对传统农区（以河南为例）当前的农业人口压力程度作出一个相对科学的评估，这样在后面的分析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才能更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在人口自身压力的衡量方面，我们选取农业人口比重、文盲率以及近几年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等三项指标作为代表，这些指标虽不能立即对改变当地人口压力的大小，但却有着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也列入考察行列
3博弈因素分析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渐成规模。诚然，这种域际间的流动给落后地区的农民带来了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劳动力输出区并没有由此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进而走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将“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这种发展机制的前后阶段很好地衔接起来，通俗地讲，也就是没有将“富民”成功地转化为“富区”。那么，制约这种转化得以实现的障碍因素都有哪些呢？
3.1思维方式与理念
思维模式过于保守，小富即安，是很多传统农区农民的共同特征之一。一般来讲，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愿意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地出去打工；而一旦被迫外出之后，又通常会满足于每月的几百元钱，不思图作更进一步的发展规划。务工收入的绝大部分一般也都是用于建房等传统的家庭支出项目上，这就对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不了多大的带动作用，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最终目标。因此，改造传统农区劳动者的思维固式是推行整个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这一方面需要农民自身解放思想，敢于走出两亩薄田去谋生，敢于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接受冲击和洗礼，敢于有意识地积累创业的资金与经验，敢于把有限的务工收入投入到创业、扩大再生产中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尤其是通过培训、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农民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观念和小农意识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观念并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归根到底，一个地区的发展还是要靠人的发展，只要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传统经济社会的转型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对那些劳动力大量流入的发达地区来讲，也需要改变自己长久以来的固定思维模式与思想观念，这主要体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上，即很多岗位都存在着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大部分农民工只能从事那些苦、脏、累的工作，而很难有机会进入有前途的职位空间，这对务工者的成长是很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劳动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3.2制度环境与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传统农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人员思想观念保守，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小富即安，缺乏长远的发展目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年年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外出招商引资，签订的投资协议也不少，但往往能落到实处的不多，能在投资地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就更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制度环境太差，不利于企业的成长。传统农区吸引外出人员回乡创业，虽说能够避免一部分交易成本的产生，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环境建设的问题，不能切实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不必要的协调成本，传统农区就无法真正走上拥有自生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方面，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力度，是传统农区政府应该着重抓好的主要工作之一。其次，户籍制度也是限制“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机制发挥作用的障碍因素之一。所谓工业化、城镇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大量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由农村转向城镇，但中国当前的户籍制度却并没有给这种转变创造多么有利的条件，相反还制约着它的顺利实现。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城乡户籍制度已经开始有所松动，并带来了明显的积极性效果，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渐成规模的“民工潮”就是最好的例证，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说也是功不可没的。但也不可否认，户籍制度方面的改革还很不彻底，城市户口依旧还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融入现代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再次，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传统农区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我国目前实行的还是土地国有化政策，土地交易市场还很不完善。据调查，由于在外务工的多为农户中的主要劳动力，剩余在家的则多是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之类，俗称“386061”部队，这些人的劳动能力较差，因此大量的农田只能以极低的价格转包给别人，还有的甚至干脆处于抛荒状态，从而给我国本来就比较紧张的耕地资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但如果土地能够比较顺畅地合法交易流转的话，一来可以使外出农户免除后顾之忧，并获得一部分创业启动资金，二来也可以推动农业的产业化、集中化与现代化经营。当然，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件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政策法规、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农区工业化博弈的选择
4.1传统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与调整方向
传统农区主要分布于我国中部、东北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我国大宗农副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传统农区具有明显的要素察赋、经济活动等方面的特征。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包括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对内其功能表现为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对外表现为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中扮演着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角色。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以河南省为例，2006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为:21:48:31，尽管第一产业比重在过去20多年中降低了20个百分点，但仍然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具有显著的农业大省特征;河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61%，高于全国10多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5.8%，比全国平均人口低10多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明显偏低。从工业内部结构看，一是工业经济总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总量仍偏小;二是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初加工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三是工业化程度低，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四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滞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农区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导向原则及农区实际，显然，目前农区产业结构调整仍处于资源导向阶段，亦即立足本地优势资源，不断提升产业层次，走有区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4.2工业化内涵辨析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工业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所替代。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20%以下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这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n”型变化。C.G.克拉克根据威廉•配第的观点，依据若干国家一定时期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的统计资料，得出如下结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人们在传统意义上对工业化的理解，仅指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即与农业化时代相对的工业化时代。它是指18世纪下半叶，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历史性发展过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的，引起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标志着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一个新飞跃的开端;另一方面，工业化不仅是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即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就物质生产领域而言，工业化包括工业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工业化，正如张培刚同志所言:工业化“可以表明以往两个世纪中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变化，而且将工业发展和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简言之，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国内外有关专家还根据工业化对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大的方面，提出了衡量工业化的标准。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工业化社会可用产值(或增加值)标准和劳动力标准来共同衡量。标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农业增加值比重;标准之二:从事非农产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超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标准，称其己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如果两者都不满足，称其还处于农业化社会;如果满足其中之一，称其进入了半工业化社会。权威专家还认为，工业化不只是工业部门的事情，而是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事情。工业发展的重点在“工”，工业化的重点在“化”。化者，乃变革、改进、创新之意，是某个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含义是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使一切非工业生产方式转化为工业生产方式;将国民经济中原来独立于工业之外的经济活动，纳入工业发展的轨道;使一切不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和经济运行机制适应工业发展。现代工业将自给自足的农业“化”为现代市场农业，将大部分农村居民“化”为市民，将传统农业文明“化”为现代工业文明，是工业化的真谛。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早年曾提出了广义的工业化定义，认为工业化不但包括制造业、而且包括农村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内的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并认为农业的生产函数或要素组合方式的进步也是一种工业化进程的表现形式。这个定义的意义在于，对于传统农业大国而言，尤其是中国，单纯以非农业的份额大小来衡量工业化的进程，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原有的工业化国家，而这个定义却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农业的份额偏大，但农业的技术水平很高，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国可以单纯的发展农业成忽视工业部门份额的扩大，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即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等过程，工业部门的扩大是个必然的结果，但也不排除一些发展农业生产非常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和国家可以以农业为主。其实这个定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于政策的制定而言，追求工业化并不是单纯追求非农业或工业的比重的上升，非农业就业人口或工业就业人口的比重的上升，农业的工业化也是工业化过程是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而其农业又对于国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也曾撰文指出，科学的农村工业化定义应该是把农村的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和农产品等，大量地吸纳到工业生产的循环过程中去。由于国民经济是高度复杂的整体，而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无法完全认识经济发展内在的复杂联系，无法顾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内在比例关系，割裂了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使得我国的工业发展与工业化严重脱节，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形成了有“工”无“化”的格局。相比较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和贡献而言，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明显薄弱。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一“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一“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4.3农区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区别与联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理论界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概念。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农业产业化》一文中，把农业产业化定义为“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以此为指导，我国农业及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和优化，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但理论与实践的结果也表明，农业产业化远非农村工业化，它着重解决的是如何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而较少涉及产业升级问题。农业产业化是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一是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通过利益纽带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二是在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上，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三是在生产经营目的上，提高产业化组织整体经营利润，使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得到提高，逐渐形成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农区工业化则是农区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并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为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能充分发挥效能，使农民能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农业的同时，由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托市场，依托农村小城镇，发展农村现代工业，使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力占到农村总劳力的绝大部分，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农村基本实现城镇化，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城市水平。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内涵、组织形式、经营体制都还很不完善，还不能说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更低，即使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也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离农区工业化也还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路要走。就农业产业化自身而言，也只是仅仅强调了“产业化经营”这个微观层次概念的研究和实践，而距离宏观层次的农业产业化还相差甚远。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但是，两者之间还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具有相同的经营规则。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都是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
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无从谈起。因此，农业产业化与农工业化都要按照市场经济的经营规则进行经营。其次，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样，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就很难有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区工业化的重要途径。第三，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仅仅依靠农业产业化是不够的。其实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链条的拉长，农业产业化必然会走向农区工业化，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继续。总之，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区别，但更重要的，它们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和互动的。农业产业化是农区工业化的基础，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延续，农区经济发展是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和最终目的。离开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性作用，试图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农区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同样，离开农区工业化的带动作用，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也是不可能的。由以上分析可知，传统农区加快推进工业化，是加快本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尽快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的首要选择。结合区位优势、产业结构特点和发展基础，传统农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应使工业化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甚至包括城镇化)相结合，以避免有“工”无“化”、工农割裂的局面再次出现。综观世界不同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都曾有过一场农业革命，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在农业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后者出现了城镇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使得工业化难以为继。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带来了农业现代化(尤其是农业环境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又有效解决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基于以上分析，认为，传统农区在调整产业结构、选择工业化发展路径时，应着眼于工业化与推进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相结合，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期达到用工业化解决农区农业比重过大问题，用城镇化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用农业现代化解决农业的效益问题的结果。
5对策与建议
1、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
从前面的计量分析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看，第三产业不仅是现代国家经济结构的主体，也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即使在所谓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是这样，这就一方面对工业化的推进形成制约，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传统农区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空间与居住间的扩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促使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从而为传统农区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社型创造有利的条件。
2、加大对传统农区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增加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
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是改造传统农区农民封闭落后的小农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导致思想不够开放，不敢轻易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几亩薄田外出闯荡谋生。一旦他们的文化素质上去了，了解的信息增多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综合权衡利弊之后打消原先的顾虑，勇敢地离开土地到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去谋生。此外，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知识、技术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传统农区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高素质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对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再次，转移后的劳动力究竟能否迅速积累起必要的资金与能力，从而实现由单纯的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身份转变，最终带动整个传统农区的工业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也需要有非凡的魄力与开放的思想作保证，而这又是离不开对教育层次的要求。据统计，目前传统农区农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到8年，而一个人的收入与其所受的教育是成幂指数增长的，这就导致了农民祖祖辈辈都无法摆脱窘困的生活，因此教育对传统农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讲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因为教育收益滞后性的存在，农民往往不舍得大力投资，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合理加以引导。除了义务教育不可松懈之外，加大对农民技能培训的力度也是提高传统农区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但会有利于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更有利于城市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3、拓宽就业渠道，注重后期转变，引导整个发展机制逐步稳妥地推进
即使在信息流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不对称的现象依然存在，处于相对封闭、闭塞环境中的传统农区农民更是深刻感受到有效信息的匮乏。据调查，目前绝大部分外向流动的农民所利用的信息途径都是亲友、同乡等所谓“人带人”的传统信息机制，效率可想而知，政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的特殊地位，充分发挥在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优势，及时将外界的有效信息传达给农民，并根据用人单位的需要加以适当的教育培训，从而保证前期流转的顺利进行。此外，在引导外出劳动力“智力回流、返乡创业”阶段，也需要政府把握好合适的回流时机，选择好合适的回流对象，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要切实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一些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从而为企业在传统农区的生存成长、发展壮大创造最适宜的制度环境。
4、大农民减负力度，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表面看来，似乎这应该是传统农区引导剩余劳动力向外流动的目的与结果才对，但事实上，只有农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够有能力向外转移。可以说，满足一定量的收入水平是传统农区劳动者成功外向转移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其“转移能量”大小的主要标志之一。如果仅从劳动力“转移动机”的角度看，似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对传统农区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就越大，从而也就越有利于劳动力的外向转移，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仅有转移动机尚不足以形成传统农区劳动力大规模外向转移的客实。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使得有转移意愿的劳动力难以支付高昂的转移成本，结果反而不利于他们的外向流动。因此，必须首先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从而为外向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具体来说，应该进一步减轻农村的税务负担，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以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助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快速转变，从而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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