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的农业建设
一、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
为发展农业生产，根据地党和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多种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减免农业税，发放农业贷款，开展互济互助运动。
土地革命以后，根据地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和部分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但是，农民依然很贫穷，耕畜、农具和种子等生产资料很匮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鄂豫皖苏区党和政府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对贫困农民实行粮食免征、农业税减免和发放农业贷款等政策，并大力开展群众性生产资料互济互助运动。1930年9月以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普遍实行征发制度和借粮制度，征发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对贫困农民则完全免征，农民自愿向政府捐献多余的粮食，或者政府在允诺偿还的前提下向有多余粮食的农民借粮。1930年9月以后，根据地开始实施农业累进税制度，对贫困农民实行免税或减税。1930年9月17日，鄂豫边特委《通告第14号―――征收累进税问题》规定:“对雇农绝对不征收”，“对贫农也绝对不征收”。1931年8月10日，鄂豫皖苏区政府公布了《粮食收集储藏暂行条例》，又规定“牺牲了之红色战士家庭概不收集”。鉴于曾一度出现“贫农、中农每人粮食在4石以外的得按普通群众抽税”的错误做法，人民委员会专门就“为不征收贫农累进税问题”，发出《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布告第19号》强调:“贫农应完全免税，过去粮食累进税的布告上对贫农抽税一条应立即取消;已收的要退还;未收的绝不收。”同时又指出:“中农应收很少的累进税。”1月2日，鄂豫皖苏区政府的《为粮食累进税的征收问题》的通令中又规定:“除开雇农贫农宣布免税外，牺牲的红色战士家属完全免税。遇着意外灾害(蝗虫、水灾)的纳税群众得免收或减收，初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而农器家具，事事缺乏，只余少数粮食之家不收税。其他耕牛、农具、种子等需要都有而粮食又以多余之家，均得按照累进税的收集原则征收很轻的税。”与此同时，根据地的党和政府设法筹集一定数量的资金，通过银行、经济公社和合作社，以低利或无利发放给农民添置生产资料，对因“跑反”返回家的农民亦不例外。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资料互济互助运动。因为农民生产资料缺乏，1931年6月4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联字第一号―――关于春耕运动的事》，要求“各级党部、团部全体动员，向群众作广大的宣传，说明耕牛、秧种互相帮助的必要，同时，要每个乡苏维埃负责动员农人，将有余力的牛组织成耕队，有组织的到别的乡去帮助春耕，首先就要帮红军家属”。“秧种亦同样互助。要作广大宣传，使每个农人在(插)完了以后，切不可将多余的秧抛弃，惜秧如惜米，要把这些秧统统交给苏维埃政府，由粮食委员会转送给缺秧的地方去插田。”“其他的杂粮种子，都要同样办理。”“各县区委应和县区共同调查……耕牛、秧种之余缺状况。动员多余的县区耕牛、秧种去帮助缺乏的县区。”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进一步号召广大农民应“站在阶级立场上、阶级同情的观点上，在自愿的原则下切实开展粮食互济运动”。根据地的党和政府还在各地设立种子、耕牛调剂站，农具和牲畜经理处。1931年10月11日，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的《关于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材料》中明确指出:农民缺少农具、耕牛，除没收地主的农具、耕牛和没收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给予帮助外，“同时由农民合股或苏维埃政府负责办农具牲畜经理处，帮助无农具的人种田耕地”。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大力提倡和组织下，农民的农具、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的互济互助运动广泛开展，虽然这种互济互助运动在各地收到的实效不尽一样，但在不同程度上缓和、解决了一些地区、一部分农民因缺乏生产资料而无法耕种的问题，为开展农业生产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也赢得了广大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措施，曾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肯定，中央宣传部长洛甫()于1932年7月在《红旗周报》撰文指出:“为了增加土地生产，鄂豫皖苏区在去年(1931年)春天，即举行了春耕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动)员广大群众在耕牛种子方面互相帮助，乡苏维埃更负责将剩余的耕牛组织耕牛队，帮助春耕;将一些地方剩余的秧收集起来交给苏维埃政府，由粮食委员会转送给缺秧的地方去插田。”
(二)动员各类人员参加农业生产，开展劳动互助。
劳动力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抓丁抓夫，劳动力外流，大量青壮年参加红军，根据地劳动力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地党和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动员和组织各级党、政府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守备队等参加当地或附近的农业生产。1931年6月4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关于春耕运动的事》的通告，规定“党团员、守备队、少先队、童子团以及在当地休息的红色战士组织插秧队，在苏维埃指导下去帮助农人插秧”，除了“各机关重要工作人员不能分身的以外，其余一概动员到附近地点去帮助农人栽秧”。10月，少共六安县委明文规定:“区委、县委负责人亦尽可能参加生产队”;少共六安县委青工代表大会也决议:“县区青工委员应参加生产队。”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在战争环境中，当大部分男劳动力参军参干后，妇女成为重要劳动力。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号召“妇女、儿童应用尽可能的力量参加耕田”。同月，鄂豫皖苏区政府粮食委员会发出通令，要求“加紧发动青年和妇女来参加生产，加紧生产，要反对有些青年和妇女忽视生产的错误观念”。8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亦要求“宣传与鼓动全体青年妇女来参加生产”。在根据地各级党和政府的发动、组织下，妇女走出屋门，积极参加农业生产。1930年上半年，皖西北妇女参加生产的非常多。鄂豫边的妇女组织代耕队，代农民耕田。各地青年妇女多半参加了生产队。少先队组织中十分之八是女子，如罗山少先队模范连全连都是女子，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尤其是那些放了脚的女青年，插秧、车水、挑粪、担柴等样样能干。3、鼓励生产互助，推行代耕制和红军公田制。农民在农忙季节有生产互助的传统，自愿互利，形式多样。在黄安，有以村为单位的变工、换工、换耕;在黄梅的东区和北区，各村都成立了“劳动部”，每10户成立一个互助团，由劳动部安排生产，以互助团为单位，集体进行;在商城二区，农民自动组织共耕队，互相帮助耕种。代耕制是由乡、村苏维埃政府安排人力，帮助缺乏劳动力的红军家庭、残废红军战士、鳏寡孤独者耕种其所分得土地的优待制度。红军公田由苏维埃政府组织耕作，其产品除留少数借用的耕牛、种子费外，其余完全交给红军战士、无劳动力的红军家属。这些措施的普遍推行，对缓解劳动力紧缺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开展大规模的春耕、秋收、秋耕运动。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期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围剿和反围剿战争接连不断，农业生产经常遭到破坏。为不误农时，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春耕、秋收、秋耕运动。1931年5月2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的通告，明确指出:“粮食的种植依靠天时，一再蹉跎，就要酿成不可挽救的饥荒”，“粮食委员会会同苏维埃划定播种区域，预备各种秧种等”。同年6月4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发出《关于春耕运动的事》的通告，指出“目前在苏区内部能够做到的实际工作，就是领导农民帮助农民，做春耕运动”。8月1日，鄂豫皖党团中央分局发出《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联字通告第二号》，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加紧开展“赤区秋收秋耕运动”，并具体规定“秋收割完谷子之后，须紧接着领导秋耕运动”。18日，黄安县苏维埃政府第一号通令，指出“现在秋耕时期快到……应立即宣传群众准备，以免……误了播种时期，至要!”为了确保秋收不遭敌人破坏，根据地党和政府决定武装保卫秋收。1931年8月1日，鄂豫皖党团中央分局联合发出《加紧赤区秋收秋耕运动的通告》指出，“反动派绝对不容许我们有一个太太平平的秋收”，“所以在今年秋收的时候，党、团立刻也准备实行的策略任务，是加紧并保护赤区秋收、秋耕运动”，“保护秋收落在我们自己手里”。8月25日，鄂豫皖苏区政府发出了《秋收斗争中的割谷问题通令》，指出:敌人确已准备来赤区割谷子，我们如果只采取守岗式防御的策略，必遭失败，要求采取有武装保护的、进攻式的策略。武装保卫赤、白区秋收的具体办法是:第一，割谷前一星期，赤卫军、游击队即须选择适当目标向敌人进攻，各县要多组织五人以上的游击队，夜间向敌人营地骚动，同时加强岗哨与侦察工作;第二，在割谷前一星期即须以秋收斗争的口号，在赤区周围的白区作广泛的宣传，组织贫农小组或贫农团，领导秋收斗争;第三，组织割谷队，收割赤区边界的谷子，另由青壮年数十人乃至数百人组织割谷队，沿途汇聚群众去割白区豪绅地主的谷子，所割的谷分给参加割谷的白区贫困农民;第四，大队割谷时，必须有武装向敌人进攻，以作掩护;第五，苏维埃政府领导武装去割谷，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除留一、两人在家外，其余均领导这一工作。由于广大农民和其他各类人员积极参加春耕和秋收、秋耕运动，并实行武装保卫秋收，既保证了生产不误农时，也保卫了根据地人民的劳动果实。
(四)大力推广杂粮、瓜菜的种植，弥补主粮的不足。
鄂豫皖根据地建立后，粮食一直紧缺，在青黄不接时往往出现粮荒。为此，根据地政府大力推广杂粮、瓜菜的种植。1931年5月2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关于粮食运动周的事》的通告，要求“凡是后方工作人员，或普通公民都必须参加这运动，而党员、团员必须更加积极参加，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每个党员、团员至少必须种5棵瓜藤(最好是南瓜)或等量其他杂粮。种了以后必须负责照料它直到收获后为止。如果因事他往，必须托旁人代为照料;要使每个老婆婆、每个小孩都至少种一棵瓜藤，细心培养，更多更好。”［2］569-570同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再一次号召，“要复种瓜菜杂粮，以及短期间可以收获的食物，如热水萝卜等”8月，鄂豫皖党团中央分局联合《加紧赤区秋收、秋耕运动》的通告中指出:“加紧种各种杂粮的运动，种红薯还不迟，种绿豆、荞麦更是正当其时”，要求各“县苏、区苏及各种群众团体要加紧收集杂粮种子”。9月20日，鄂豫皖区少先队总指挥部发出《加紧秋收运动》的通告，要求“每个队员要加紧的去种蔬菜，至少一个队员要种100棵菜”。由于根据地的党和政府的重视，杂粮、蔬菜的种植很快在全苏区内积极推行开来，收到显著效果，帮助群众克服了缺粮困难。
(五)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所以，根据地党和政府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在各级苏区政府均设置土地委员会，其重要职责之一是管理水利。如鄂豫皖苏区政府的土地委员会就设有水利局，其职责就是办理修塘、筑埂、挖沟、开河等事项，领导农民兴修水利，合理使用水资源。在苏区政府水利局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先后修建的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有黄安金牛凉亭水堤、新集陡山河榨河河堤和霍邱叶集四里店小河洲子水坝等。黄安金牛凉亭水堤筑于1930年春，参加该工程的民工每天约60多人，共用工3000多个。水堤修成后，该地受益甚大。新集陡山河榨河河堤筑于1932年初夏，河堤长200多米，宽0.6米，全系石头砌成，参加工程的劳力主要是红军战士，还有特区政府政治保卫局的“苦工队”和一些农民群众。河堤修成后，有效地防止了洪水对这一地区农田的破坏，当地群众把这段河堤称为“红军堤”。霍邱叶集四里店小河洲子水坝筑于1931年夏，参加的人员每天达2000多，奋战十多天，把史河拦腰截断，在河上建起了一座从四里店斜向小河洲子、长达1.5公里的大坝，当即产生了效益，1931年夏季70多天没有下雨，但附近四万多亩农田能够灌溉，获得了好收成。在大力兴修农田水利的同时，根据地的党和政府、红军领导机关引导农民合理使用水资源。1931年10月11日，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指出:“水利要按原来的情形，根据群众的意见订出使用水利的办法。如有特殊情形可归苏维埃管理”，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天干时，估量能救多少田，就多少田使用，不可水分散了。”当山洪暴发时，党和政府又及时指导农民，“对于冲淹的田地，也都要赶紧推担出来，将破坏的田埂、路边修补起来”，尽快恢复生产。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政府还大力推行植树护林。鄂豫皖边区地处大别山区，森林资源非常丰富，植树护林既可保护森林资源，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调节气候，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为此，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相继了关于保护森林的法令，不准放火烧山、不准乱伐森林。如1930年4月17日，六安县第六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制订了《森林办法》，其中指出:“森林除供给人使用外，有保存雨量之益，各民众都负有保护之责任”，并具体规定:“凡值百元以上之森林，一概没收由当地乡苏维埃管理;凡没收后的森林、竹、茶、桑、油漆、果树等分给农民，只许看管使用，不许毁坏或转卖;砍柴时，不许砍伐树苗;凡无山场之居民欲使用他处竹木时，须报告当地乡苏维埃，经许可后始得通知某处取用，并不得伤害森林或自由强伐;长成之森林山场分给农民后，只许提棵变卖……不得乱砍;护守路旁树木一律不准砍伐或转卖并有培植的义务。”这就为保护森林提供了法律依据。由于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和植树护林，增强了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农业生产发展成就及其意义
由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制订上述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采取的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各个地区的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如麻城县增产幅度就比较大从上表可以看出，通过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麻城粮食产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约提高20%，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黄安、新集、金寨等县也普遍增产。农业生产的发展，向社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初步解决根据地军民吃饭、穿衣问题。对此，党中央领导同志给予高度评价，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洛甫()说:“正因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能领导千百万工农民众去为了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所以鄂豫皖苏区在去年(1931年)空前的水灾中，得到了大大的丰收，冲过了饥荒的难关，保障了红军的给养。”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根据地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作区，农业生产成为经济建设首要任务，因而，农业生产发展本身就是整个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和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为商业贸易提供了商品，也为财政收入提供了源泉，从而促进了革命根据地整个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共政治上的收获更大。上述表明，过去无人关心的农民，在农业建设的过程中，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农民是最现实的，他们在对比各种政治力量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而坚定地拥护中共革命，跟着共产党走。在1934年1月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报告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这段话是在江西苏区时期说的，但道理是一样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纲是革命政党与那些因为赤贫而将土地、粮食和生存放在首位的农民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关键。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4年访问延安后也认为，农民愿意与中共军队一起战斗，因为他们认定共产党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战。他们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说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农业建设使中共获得了占根据地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也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为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牛建立 单位：洛阳理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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