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农业师资构建
一、外聘农学教习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通称“癸卯学制”)后,各级新式农业学堂纷纷建立。而兴办此类新式学堂面临两大困难,“经费巨,一也;教习少,二也”,而“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2]这表明师资的匮乏是当时面临的首要严峻问题。怎么办?《实业学堂通则》中称:实业(含农业)学堂,“中国现尚无此等合格教员,必须聘用外国教师讲授,方有实际。”[3]由此,清政府在《奏定任用教员章程》中规定:“高等实业学堂正教员……暂时除延访有各科学程度相当之华员充选外,余均择聘外国教师充选。”[4]那么,聘请何国教习任教最为妥当呢?“查各国农学,首推美国,日本近亦讲求,拟请远聘美国农师一二人,来华教习或酌聘日本人分任其事”。[5]故此,各农业学堂最初聘请的教习,以欧美为主。例如张之洞创办湖北农务学堂之初,便以高薪聘请了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农学士白露耳与格罗?D?贝利尔两位农学专家来华任教。但是,自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习来华,在各级农业学堂的外籍教师中占了绝对多数,并有逐步取代欧美农学教习之势。奉天农林学堂聘请了三户章造、富永马吉郎等五名日本农学教习,山西高等农林学堂则聘请了松下庄作、鸟居信平等七位日本农学教习。[6]更有甚者,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在最初时期就曾一次聘请日本教习多达十余人。(详见表2)这一时期清政府为何会大量聘请日本教习呢?究其原因有四:1.近代日本先于中国引进西方先进农学,在农业教育方面颇有成绩;2.可减少到日本留学人数,既可节省开支,又可减少新思潮在国内的传播;3.可使新的近代文化的输入、吸收完全置于清政府控制之下;4.从近邻日本聘请教师比从欧美聘请费用较省。关于最后一点原因以及其他文化因素,受聘于湖北农务学堂的格罗?D?贝利尔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说到,“日本人愿意拿我们三分之一的工资,而且他们和总督(张之洞)很热络。”他“不懂得迎合中国人的要求和需要,他不懂中国语文,而且据说为人太呆板,老是顶撞中国雇主,在三年合同期满前,1900年便被解雇了。”[7]而取代他的正是日本的农业专家美代清彦。清末各农业学堂所聘外籍教习虽也有鱼龙混杂之情况,但他们多能够出于基本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教学效果亦比较突出。例如,曾担任江苏两级师范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留学生农科大学教习的藤田丰八,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藤田丰八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科,1897年接受罗振玉邀请来到中国上海,受聘为上海农学会农学报馆专职日文翻译,1898年被聘为“东文学社”日文总教习,负责培养日语人才,国学大师王国维此时就曾受教于藤田学习日文。1908年藤田又受聘于京师大学堂农科留学生大学教习。“藤田丰八不仅学识丰富,而且工作认真负责,很受好评,在社会上和政府农业部门中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于是清末我国的农学团体、农业院校和试验机构乃纷纷聘请日本学者和技师到中国进行农业教学。”[8]对于藤田的工作,其好友罗振玉就曾发出“藤公热心为支那……其厚谊尤非今人所及也”[9]的感叹。又如,就职于湖北农务学堂的美国农学教习白露尔以及日本教习美代清彦等,就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到大冶和鄂西北等地进行农情考察,他们依据西方农学原理,对改良湖北农业提出了诸多可行性建议。而美代清彦和其他四位日本农业专家在武昌工作到1908年,“对湖北省的农业教育和农业实验工作有着重大的贡献”。[10]总之,从整体上来看,外聘农学教习在清末农业教育发展之初,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清政府学习新式农业教育的重要途径,他们对促进中国培养新式农业专门人才,推动中国农业教育、农业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农科留学生
外聘农学教习虽在清末近代农业教育兴起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聘用外国教习亦有诸多不便、不妥之处。例如,语言隔阂、薪俸较高、对中国农业情况知之甚少,且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长期聘用外国教习亦有丧失教育权的危险,因而此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对此,1899年,总理衙门遵议出洋学生肆农工商矿各学章程折:“谕旨向来出洋学生,学习水陆武备外,大抵专意语言文字,其余各种学问,均未能涉及,即如农工商及矿务等项,泰西各国,讲求有素,夙擅专长,中国风气未开,绝少精于各种学问之人,嗣后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堂,专门肆业,以备回华传授之处。”[11]1903年,清政府学部又在《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要求各省务于一年内选派一二十名学生出国学习实业(含农科)各科。1907年,清政府规定,凡官费留学生回国后,皆须充当专门教员五年,以尽义务;在义务期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其他差使。以此通过培养农科留学生来逐步取代外聘农学教习,并解决农业教育师资短缺的严重问题。对于农科留学生的派遣国家,多数官员主张以去日本学习为主。张之洞在谈到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时,曾列举了五点理由:“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谴;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一、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12]因此,日本成为中国派遣农科留学生的首选国家。据王国席统计,清政府自1896年派遣最早的农科留学生胡宗瀛赴日,直至清王朝灭亡的1912年,共计派出赴日农科留学生达200人之多。农科留学生虽大多派遣日本,但留学日本亦只是清政府在对外学习农学之初的权宜之计,正如张之洞所言:“查农政修明,以美国为最”,“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15]当留学教育逐步转入正轨后,特别是1908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在北京开办留美预备学堂后,留美农学生也随之增多。根据王国席统计,清末赴美的农科留学生共计28人。[16]此外,约有13人赴欧洲学习农学。[17]农科留学生归国后,大多从事农业教学与科研工作。例如最早赴美并获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毕业文凭的农科留学生陈振先,回国后即被清政府授予“农科留学生进士”,1912年担任奉天农事实验场场长兼任奉天高等农业学堂监督,后历任北洋政府农林总长兼教育部长等职;又如毕业于日本盛冈高等农业学校的黄立猷回国后就任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教务长,就读于日本农科留学生大学的屈德泽学成回国后担任湖北高等农业学堂的坐办;再如清末留美农学生竺可桢、邹秉文等人则成为蜚声海外的著名气象学家、农学家。总之,清末农科留学生进一步充实了各级农业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农业技术人才队伍,成为了推动清末农业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三、新式学堂毕业生
如前所述,长期聘用外国农学教习并不是中国农业教育发展的长久之计,当然,完全依靠派遣农科留学生来发展新式农业教育更不现实。中国新式农业教育的发展,最终要依靠一批批在国内新式学堂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来承担。由表1可知,伴随清末农业教育的发展,本国培养的新式学堂毕业生在农业教育师资中的比例正呈逐年递增之势。1904年颁布的《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高等实业(含农业)学堂的正副教员均由本国及游学外洋得有大学堂毕业文凭者充选;中等实业学堂的正副教员则暂时由实业教育传习所较优之毕业生充之;初等实业学堂的正副学堂教员由实业教员讲习所及中等实业学堂得有毕业文凭者充选。由此可知,从事农业教育的新式学堂毕业生主要由农林学堂毕业生和农业教员讲习所毕业生构成。为各级农林学堂培养师资是高等农林学堂设学宗旨之一。充任各级农林学堂教员亦成为多数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例如,成立于1902年的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将学生分为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一年卒业,由洋教习教授农、桑专门知识,毕业后即分在试验场分别实验,以备充农学教习之用;预备科学制5年,前3年学习普通科学,后2年学习农学,使之能接入高等科及备充大学堂专门之选。[18]正是在这种培养体制之下,湖北农务学堂的尹国琛、吕瑞廷等11人毕业后留校工作,分别担任农、林、桑等专业的副教习。1907年,湖北中等蚕业学堂成立后,马继良就任堂长,吕瑞廷、陶树馨二人则担任该校监学。这表明中国自身培养的高等农林学堂毕业生正逐步成为推动农业教育发展的主力军。此外就是附设于农林学堂内部的农业教员讲习所的毕业生。《奏定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立学总义章中规定:“设实业教员讲习所,令中学堂或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入焉;以教成各该实业学堂及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之教员为宗旨;以各种实业师不外求为成效。”[19]毕业效力义务章规定:“讲习所学生毕业后,其当尽效力义务,应听学务大臣及本省督抚之指派,实力从事教育;其义务年数,以六年为限。”[20]为吸引鼓励生员进入讲习所学习,清政府又于1910年颁布毕业奖励章程,并规定各省于两年内必须设立一所。但农业教员讲习所的办学状况仍是不尽如人意。尽管如此,农业教员讲习所开办仍为各地方中等、初等农林学堂培养了农业教育师资,为近代农业教育普及、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传统教育出身者
传统教育出身者在清末农业教育师资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与清末近代农业兴起之初的诸多特点密不可分。特点之一即为近代农业教育尚处于初创阶段,农业教员难觅、情况窘迫。这种情况在1908年学部所作山西农林学堂调查表中就有所反映。据调查表所示,该校农学教员为二十年前卒业者,急需招聘农学士、理学士、林学士各一名等。[21]在此种条件下,也只能够因陋就简,招聘具有实践经验的技师、农艺师充为农业教员。如福建蚕桑公学就于1900年“雇浙江桑工,料理桑园,并教授接桑等事。”张之洞也多次从浙江招募匠师来鄂传授技艺,培养本省蚕桑技艺人才。事实上,此种作法亦体现了“用中国之成法,参东西洋之新理”,以此作为“使学者实能从事农业为宗旨”[22]的新式农业学堂的开办目的。其二则为清末农业教育时刻体现“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即要求新式实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既是“可农可工可商之人才”,同时又要是“崇尚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故此,在开设土壤学、测量学等新兴科目同时,又保留了原有的道德、读经等传统科目。因此,每个新式农林学堂都必须要聘请几位传统教育出身的教员。如执教于湖北中等蚕业学堂的副贡出身于泽润、贡生出身的邹和济等等。尽管这些传统教育出身者未接受过新式教育,但毕竟受到过晚清实业教育的影响,其知识结构已与传统的读经入仕群体大有不同。事实上,这也正是清政府未能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实现王朝自我挽救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五、结语综上,我们可以从清末农业教育师资构成及其演变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勾勒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由外源→内外并进→本土化转变的曲线图,尽管这种转变在清末才刚刚开始,但是,它毕竟迈出了最为可贵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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