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农业多功能创建　

一、引言

多功能农业以其对传统发展观指导下农业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使人们从产量主义的狭隘思维中解放出来，认识到农业多重功能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目前，理论界与政策界都承认农业非经济功能的重要价值，承认这些功能存在于一系列“非经济品(Non-commodities)”之中，承认这些非经济品与经济品(Commodities)同时地、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即它们是联合生产的结果，承认经济品与非经济品、经济品与经济品、非经济品与非经济品之间的相互影响，承认非经济品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性质。由于经济品与非经济品的联合生产对于经济收益的追求，必然破坏经济品与非经济品之间的自然结构与正常关系，从而引起一系列经济、环境与社会问题。在生物技术、农业机械与设施、化学制品大规模使用的今天，这些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向多功能农业的回归无疑是避免这些问题的明智选择。休闲农业是实现多功能农业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是以农业资源、生态系统、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农业生产活动、农家生活方式等为基础，围绕农业旅游进行的一系列生产与消费活动。它将消费者需求、社会对农业的期望、传统文化的保护、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农民收入回报等因素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较好地兼顾了农业的多种功能。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农业生产方式与文化等差异，休闲农业呈现出非常多样的形式。随着休闲农业的开发，不同组织形式或经营主体的行为差异对于农业功能的兼顾与融合必然产生不同的影响，从长期看，由于涉及经营规模、土地集中、投资主体、受益主体、传统文化保护、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与生态环境等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模式与经营主体的发展趋向，探索合适的方式与途径。本文将在多功能农业的视角下，考察不同休闲农业模式的长期效果。为此，构建了一个系统思考复式模型，以浙江省个体农户为主、合作社以及大公司式农庄三种现实系统为例进行动态模拟。以观察不同组织模式的长期表现，在此基础上探索有利于实现农业多种功能的休闲农业模式。

二、理论背景与系统思考方法

(一)多功能农业

首先，学者们同意多功能农业的核心是经济品与非经济品的联合生产，进而致力于构建多功能农业中的联合生产模型，探索联合生产情况下引起的均衡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影响。OECD指出，经济品与非经济品的关系既可以是联合的(互补的)，也可以是竞争的(OECD，2001)。但许多学者指出，常见的关系是竞争关系(Bryden，etal，2006);其次，理论界都认同多数非经济品的外部性与公共产品特征，因而承认市场或不存在、或失灵;再次，在政策层面，多功能农业的研究将视野延伸到农业之外，从关心产业到关心农民再到关心农村，主张以多功能农业为基础，重构农村发展政策的基础。以上研究突破了单独生产、私人产品、无外部性、市场主导的教条，让人们认识到多功能农业是农业的本质特征，农业是整体的、系统的、多元的、多层次的，从而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农业观，为“三农”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但就经济品与非经济品的关系而言，研究存在以下缺陷:(1)关于联合生产，如果将农村发展或与之相关的地理、资源、社会、传统文化等因素包含在内，这一理论就显得不够，因为中间并没有与特定经济品的联合生产，竞争也就不必要存在(OECD，2006);(2)农业的各种非经济功能，从理论上说也是一个生产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但区域发展、集群经济活动以及非农企业的活动也同样具有外部性，从而也就不能确立农业与农村的特殊地位，OECD的古典分析法在此同样显得过于狭窄(OECD，2007);(3)多功能农业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而经济学方法很难将各种学科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导致研究者对其理论前途的怀疑;(4)多功能农业为指导方针的农村政策工具非常缺乏，政策设计者尽管意识到系统与整体的重要性，但最终都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5)在方法上，多功能农业的研究不能摆脱计量经济学的影响，但对于这样一个涉及众多诸如粮食安全、动物福利、田园风光、文化传承、景观、民生等“软概念”的非纯物质系统，构建一个庞大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而局部的计量经济模型势必会牺牲系统的整体功能，因为整体并不是局部的简单加总，正如一个大象如果被肢解，其整体功能将会消失一样。受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观以及国内政策GDP化倾向的影响，国内多功能农业的研究在多数情况下被直接用于农业产业化、功能开发与农民增收，这种理解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与解析性质，与多功能农业强调整体性与系统性的精髓相去甚远;至于农村发展与农村建设，很难突破产业视角和单纯的经济视角，所以在各地的实践中，相继出现一些打着多功能农业旗号而违背多功能农业精神的做法。以上缺陷主要起因于多功能农业本身的系统性、复杂性与规范性，同时也反映出研究工具的缺乏。为此，迫切需要系统的方法去理解。

(二)系统思考方法

系统思考方法(SD)也叫系统动力学，是在运筹学的基础上，综合系统理论、控制论、信息反馈理论、决策理论、系统力学、仿真与计算机等科学而形成。它以现实系统为前提，根据历史数据、实践经验和系统内在关系构建动态模型，对各种影响因素可能引起的系统变化进行仿真实验，以观察系统行为、寻求改善途径。与计量经济学模型相比，系统动力学具有如下优势:(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真实世界中存在大量既说不清楚又无法量化的“软概念”或“软变量”，SD不会因为定量的困难而牺牲结构的完整性与结论的正确性;(2)在数据缺少条件下仍可进行研究，由于SD模型的结构是以反馈环为基础的，而多重反馈环的存在使得系统行为对某些参数并不敏感，因此，尽管数据缺乏会对参数的估计带来一定困难，但只要选择的参数在允许的范围内，系统行为仍显示出相同的模式;(3)擅长处理周期性问题与长期性问题;(4)擅长处理非线性问题。以上这些优势使得系统思考的方法特别适合于经济、社会、环境、心理等一系列复杂行为的定量与定性研究(陶在朴，2010)。近年来，系统动态方法在企业组织与策划中被广泛应用，但很少被用于农业与农村问题分析(Bergman等，2008)，而多功能农业却具备了复杂系统所具备的一切特征，正是这一工具最合适的用武之地(Johnsonet等，2006)。

三、模型

(一)模型结构

模型结构见图1，图型由模型所使用的软件自动生成。模型利用STELLA系统思考软件，参考欧盟POMMARD模型来构建，偏向供给分析。模型包括政策变量、指标、人口、土地利用、收入、经济品生产、非经济品生产、农业旅游等八大模块。这些模块以多功能农业为主线，通过一系列因果关系与反馈关系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模型以现实系统为依据，系统的表现显然是资源、自然地理、经济、生态与人文环境、组织模式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故在技术上很难识别由组织模式的差异引起的行为差异。对这一问题，分两个层次解决。第一层次即样本的选择，最主要突出了组织模式的差异;第二层次即系统参数的设计，尽可能内化组织模式差异因素。因而不同样本点系统行为的表现明确显示了模式差异因素，如就业人数，在大公司制农庄中，农庄会尽可能减少雇佣人数，而在以农户为主体的经营方式中就业人数则倾向于随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扩大;生产函数中的技术系数A，个体农户最小、合作社次之、公司最大;市场力量体现在产品的定价权上，个体农户最小、公司最大、合作社居中。土地利用是该模型的主要引擎，它决定了农业经济品与非经济品的规模，也决定了农业劳动力就业规模。农业旅游与土地利用、经济品生产、非经济品种类与数量等均有关，反过来影响当地农业生产、就业水平、环境、人口变化等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政策变量提供了模型分析的参数，指标用来监测主要变量的变化并说明系统的特性。

(二)数据采集与样本介绍

本文以浙江省临安市白沙村、余姚市临山镇味香园葡萄专业合作社和富阳市永安高山农庄为样本，数据通过问卷调查与走访以及有关统计资料获得。问卷只在白沙村进行，选择50个农家乐经营户，调查时间为2010年9―10月。数据经过处理后，输入模型，模型中所有存量的基始值是由调查得到，大部分独立转换量的基始值也由调查获得，部分参数设定为软变量，以图表函数形式出现，图形绘制参考实际情况并结合作者自身的认知与判断。三个样本点的共同之处是都经营农业旅游，而且达到了一定规模。不同之处在于采取了不同组织形式，白沙村以个体农户为主，味香园是葡萄专业合作社，永安山庄是公司式大农庄。

1.白沙村。白沙村位于临安市太湖源镇的最北端，太湖水系南苕溪源头，距临安市区34公里，杭州市区70公里，是典型的山区村。1998年通过招商引资开发了临安首个生态旅游景点―――太湖源，并开始经营以“农家乐”为主的农业旅游。经过10多年发展，农业旅游已经初具规模。

2.味香园葡萄专业合作社。味香园葡萄专业合作社处于浙江省余姚市临山镇，位于杭州湾南岸，余姚西北。合作社前身为余姚市临山区兰海乡葡萄协会，成立于1986年，2003年6月改组为味香园葡萄专业合作社。经营葡萄面积3800亩，带动全镇葡萄种植面积11500亩，合作社有大棚等设施葡萄面积3020亩，喷滴灌面积2015亩，2009年大棚葡萄平均每亩净利润超过15000元。以葡萄种植为依托，合作社有葡萄观光专用道路及长廊、科普宣传窗，同时发展采摘、摄影等参与性休闲观光项目，形成品牌、观光、产销、培训等一条龙的农业产业链。2004年开始每年7月底到8月底举办江南葡萄节，吸引了大量游客。

3.永安高山农庄。永安高山农庄位于富阳市常安镇永安山，2008年8月在原承包荒山的基础上，通过承包镇集体土地和看管周边一些村庄的土地形成，山庄内已建成1000余亩林果基地，其中香榧600亩，茶叶、毛竹200亩，甜柿、桃、蜜梨1320亩，高山果蔬基地200亩，并配套饲养猪、鸡、鸭、鹅10000余只。农庄内还建有100万方的景观水库，有号称亚洲最大的人工滑翔基地和中国滑翔伞基地，5000余平方米的三星级永安宾馆，7000余平方米供游客吃、住、娱乐、会议和管理用房，修建5.5公里盘山公路到山庄，境内还有一座尼姑庵和寺庙。

四、运行结果及分析说明

(一)经济指标

为了便于比较，一般用数组说明问题，数组表达方式为(a，b，c)，依次代表白沙村、永安山庄和味香园的相应数字。数据显示，2019年人均收入为(48564，180645，31487)元，永安山庄一直遥遥领先，白沙村居中，味香园最低。三个样本的人均收入均以增长为主趋势，相对于基始量的增长率为(135%，106%，139%)。总收入白沙村最高，味香园次之，永安山庄最低，但后两地相差不明显。从走势上看，白沙村上升速度较快，后两地上升较缓。旅游收入走势与人均收入和总收入基本相同，说明三地的收入与旅游的发展有较大的相关度。但旅游收入在味香园中，无论在份额上还是总量上都最小。旅游在经济中的份额，白沙村与永安山庄相当，两地均有小幅上升。味香园份额最小，但上升最快。床位数分别为(5836，966，1676)，白沙村绝对量最多。但相对于(3960，156，180)的基始量，增长速度分别为(47%，519%，831%)，可见味香园增速最快，永安山庄次之，白沙村最慢。

(二)环境指标

环境指标包括土地利用山农指数、森林与耕地面积变化，表3列出了这些指标的变化量。为了便于比较与分析，本模型使用的面积单位均为亩。山农指数变化不大，10年后分别为0.96、2.10、2.59，说明白沙村景色单调，分布不均衡;永安山庄为2.10，农业环境相对较好;味香园为2.59，其环境最适合农业活动。主要原因是自然地理条件差异，与组织模式相关性不强，如白沙村面积的90%为森林和陡坡地。味香园森林初期稍微有增加外，森林面积和耕地面积都在减少，这与建筑、住房开发、基础设施等占用农地的大趋势相符合，但因为耕地红线及占补平衡政策，耕地减少幅度并不大。味香园因为地势较平，易受城市发展的冲击，从长远看，土地的减少幅度要大于其余两地。

(三)社会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包括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就业量。就业量等于劳动力需求量，由农业就业和旅游就业决定，就业已经折算为全职当量，包括当地劳动力在内。从数据看，白沙村就业规模最大，味香园次之，永安山庄最小，前两地均呈大斜率直线增长之势，而永安山庄虽有增长却缓慢许多。在模拟期末，就业人数为(2553，473，1273)人，相对于期初的就业量(773，305，486)，增加量为(1780，168，787)，增长率为(230%，55%，162%)。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是以从事旅游业的家庭人均收入除以整个地区人均收入得到，表明了地区旅游业发展成果的分享程度。倍数越高，表明财富越在少数人手中集中，其社会效益越差。最终数据为(2.23，25.79，4.92)。可见，白沙村的收入差距最小，永安山庄最大，味香园居中。

(四)综合指标

指标包括吸引力指数和惠及人口数量变化，吸引力指数表示单位可进入地面每天潜在的吸引的旅客数量，但不一定是真实付诸行动的旅客。图2中，白沙村每单位可进入地面平均吸引旅客数量始终高于后两地，但白沙村对旅客潜在的吸引力在明显下降，永安山庄也略有下降。对于白沙村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山农指数偏低，导致长期吸引力下降，其他原因有竞争加剧、拥挤、趋同化等。对于永安山庄而言，价格相对偏高是其吸引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从惠及人口数量来看，各地情况为(3291，646，2595)，与自身人口比为(2.83，1.29，4)。由此可见，合作社的惠及人口最多，白沙村表现也不错，而永安山庄与周围村民关系不大。

五、不同政策下的动态

(一)收入支持

以转移支付为例，模拟4种情况:转移支付水平不变、增加1倍、增加2倍、增加3倍。以味香园为例，观察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结果如图3示。显然，人均收入对转移支付的变化缺乏弹性，如转移支付在原基础上增加3倍即300%时，人均收入的增加仅为3.3%，没有明显效果。

(二)收入中个人可支配比例的变化

收入中个人可支配比例可以与许多政策挂钩，如税收政策、农资价格等，这些直接影响经营者的成本。图4是在原基础上进行20%增减的模拟，结果显示，这一比例对于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较转移支付敏感很多。如增加20%时，人均收入增加约16%，弹性系数约为0.8。

(三)农产品价格政策

模型中，农产品是除旅游消费品与服务之外所生产的传统农产品，包括了农民的自给性消费。模型中通过价格指数的变化已经反映了农产品价格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价格政策作为外生变量，通过逆市场风向操作起到稳定价格的作用，图5显示，价格调整使得农民人均收入下降。

(四)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限制土地用途的变更，在浙江省主要表现为对林地、耕地转换为建设用地的限制，而并不限制耕地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的变换。在模型中，土地政策通过土地利用变换系数作用于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在原基础上，进一步严格将林地、耕地的减少率控制在5个百分点以内，结果如图6所示，这一系数的设置，使得农民收入降低。

(五)农业技术推广政策

本模型中，对技术的影响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技术系数A，第二是β，或α与β之和。首先考察对A的影响。在经济理论中，A代表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此处假定所分析的农场普遍具有改进技术的内在冲动。农业技术推广影响农业经济品的产量，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并不一定能直接转换成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对环境的积极影响。图7、图8是技术系数分别为1、1.1、1.2、1.3时对产量和人均收入的影响。图9、图10是β分别等于0.45、0.48、0.5、0.52时产量的变化和人均收入的变化。由图可知，改变A和β对于产量的影响都非常明显，尤其是β的微小改变，可以使产量成倍提高，如β由0.45提高到0.48时，2019年经济品的产量由15507925元提高到26178647元，提高幅度为10670722元、69%，但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却非常微小。

六、结论

本文通过经济、环境、社会等指标综合考察可见，在多功能农业的视角下，就农村休闲旅游来说，个体小农户带动的经营模式与合作社模式各有千秋，大公司式农庄综合表现最差。如小农户带动型的白沙村不仅可以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收入，而且对于就业的促进最大，不平等程度最低，惠及人口面也较大。味香园合作社的人均收入在三地中总量最小，但增长率最高，在旅游份额最低的情况下，总收入仍然高于永安山庄，同时，其对于就业的促进也非常显著，不平等程度较低，山农指数最高，开展旅游惠及人数最多，在经济、环境与社会综合方面表现均佳。大公司永安山庄在人均收入方面最高，就其最小的经济总量而言，恰恰说明其成果分享面狭小，收入分配不均衡。从就业、惠及人口比例、森林面积变化、耕地面积变化等看，其效果相对较差，不宜推广。在政策方面，转移支付对于农民收入没有实质性影响，稳定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对于农民收入有负面影响，对土地用途的限制有利于环境保护，但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政府对农民的技术指导具有提高农产品产量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没有转化为农民收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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