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与贸易合作对策探究　

[摘要]自2003年以来，中国与东盟从关系发展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也是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国家。随着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不断深化、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但贸易结构、数字设备、服务贸易结构、人力资本落后等问题制约着中国-东盟双边的发展。东盟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国，其中东盟部分成员国与中国云南、广东和广西接壤，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潜力，本研究将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关可行性强的政策建议，促进新的经济发展及“双循环”背景下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的深化。

[关键词]中国-东盟；贸易结构；数字基础；人力资本

一、中国-东盟经济与贸易合作发展现状

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亚洲最大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的合租组织，中国-东盟从2003年到2013年经过了十年的“黄金时期”，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一直是东南亚联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再从2013年到2020年双方互联互通不断加速，经济融合持续加深，经贸合作日益加快，人文交往更加密切，中国-东盟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1]。从2021年开始，中国-东盟迎来了新的“钻石十年”。在货物贸易领域，2019年中国-东盟的双边进出口量同比增长9.06%，但是到了2020年增长速度有所减缓，降低至6.9%。其中中国出口文莱贸易量在2020年为31.03103亿美元，对比2019年下跌了约30%，中国出口印度尼西亚的贸易量约下跌11%，中国出口老挝的贸易量约下跌16%，中国出口菲律宾的贸易量约下跌16%；中国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同比都保持在±5%。在2020年进口东盟国家产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进口文莱贸易额到达了的91.93亿美元，同比增长436.7%。在投资规模中，从2019年开始中国就成了东南亚联盟国家的第二大FDI来源国，仅次于美国。2019年中国向东盟直接投资130.24亿美元，比2018年同比减少4%，占中国对外总投资额10%，与2018年对外总投资比一致。2019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中，新加坡为482.6亿美元，占比第一为37%，占比最少的文莱，投资为-0.405亿美元。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生产、农林渔牧、批发零售、制造、采矿等领域，对于附加值较高的计算机服务、生产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投资较少这三个第三产业的投资占总投资不到10%。在金融领域，金融合作是东盟和中国合作的重要载体，为发展双边贸易与投资起到了助推作用。中国在2010年，与东盟建立了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在此条件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中国主要对东盟贷款的国际性政策银行。2019年，中国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东盟贷款就超过4000亿人民币，超过占该行对“一带一路”建设国家贷款余额的30%。这些贷款主要用于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与利用、工业化和信息化建设、社会民生等领域。与此同时，中国在9个东盟国家中共同建立了3个法人银行、16个分行和一个代表处，为了推进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往来中对人民币的使用率急速增加，如在2019年缅甸中央银行通告宣布增加人民币作为官方的结算货币，其他东盟国家也有相应的政策。除此以外，中国和东盟共同设立了亚洲区域外储备库、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这些政策与合作有利于双方在贸易往来、对外投资和金融服务，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巩固和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2]。

二、中国-东盟经济与贸易合作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双边贸易结构单一

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领域，虽然每年的双边贸易总量都在逐渐的提高，但是根据《中国-东盟统计年鉴-2019》报告来看，东盟与中国进出口篮子种类仍然比较单一，如下表1。中国进口东盟的主要货物高度集中在工业领域，进口货物按照HS编码前五名分别是：电子工业里的电子设备及其零件、核工业里的核反应堆等部件、矿物燃料及衍生品、铁路机车外的车辆及其零附件、光学等仪器设备。这五个占到中国向东盟进口货物的51.62%。除了第二产业以外，中国进口东盟产品主要分布在第一产业，如HS71、HS15和HS40，这三类商品占比为9.1%。从进出口国家来看，中国贸易往来的东盟成员国也比较单一，在2019年中，中国与越南的双边贸易占比高达25.3%，其次是马拉西亚占比19.3%，第三为泰国占比为14.3%，与这三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比就达到58.9%；而文莱的占比仅仅为0.17%，其次是老挝0.61%，柬埔寨和缅甸均不足5%。由此可以得出中国进口东盟产品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原材料，中国-东盟贸易结构的高度集中和中国-东盟贸易国家的相对集中，贸易往来都非常容易被国际市场价格产生的波动和国际或地区政治局势所影响，因此这会对中国-东盟的互利往来发展可能产生负面效应，对共同构建贸易互信产生不利因素[3]。

(二)服务贸易相对落后

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就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整理得出，在2017年，中国对东盟的服务贸易逆差为2395亿美元。服务贸易中，旅游服务和运输服务占比最高，《中国-东盟统计年鉴(2019)》报告中，2017年中国占据东盟十国旅游服务贸易额20.1%，位于除内部国家相互贸易额第一，东盟内部占据自身旅游服务贸易额的38.6%，而中国的旅游服务贸易支出为2577.3亿美元，旅游服务收入仅仅为1234.2亿美元，逆差高达1343.1亿美元，然而东盟的旅游服务贸易顺差为606.8亿美元。《中国-东盟统计年鉴(2019)》报告在运输服务领域中，东盟十国港口、机场众多，但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航空客运量、航空货物周转量等等除了新加披以外，都处于效率或发展不足的状态，如2017年柬埔寨的航空货物周转量只占到东盟的0.007%，老挝、缅甸都不足1%，而新加坡高达53.6%，东盟内部交通基础建设差距较大。首先，在服务贸易领域，虽然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量很大，但中国-东盟双边都发展较为落后，双边的贸易量比较小，进出口服务贸易整体水平偏低，相比货物贸易而言，服务贸易对双边促进经济发展作用较小，这与国家发展水平和全球货物贸易领域中的地位非常不匹配；其次，双边的服务贸易结构十分不合理，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中心2017年我国服务分类统计中，我国在十三服务大类中，只有加工服务、建筑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处于较大顺差外，其余服务贸易发展都不是很突出，其中旅游贸易占比42.2%处于严重逆差14595亿人民币，其次是运输服务占比18.7%逆差3772亿人民币，其他商业服务占比15%，这三项占到中国总服务贸易额的75.9%，贸易结构极度不合理，除了新加坡东盟在生产服务贸易领域发展落后，特别是在通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数字金融服务等等，东盟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服务贸易领域，发展最好的是旅游服务[4]。

(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每个国家发展的必需品，比如5G技术开始逐步投入应用阶段，如5G医疗，人工智能等等，它为各个国家的企业提供了高速网络，为经济各个领域孕育新技术、新业态、新交易模式，开始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国家进一步全面发展的基础。但是东盟中大部分成员国的数字基础建设处于全球中下游水平，《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20)》中数字设备这一项得分中只有新加坡超过了50分，仅次于美国69.89，而东盟成员国中排名第二的就到了27名得分25.3，泰国33名，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分别为48、49和50名，中国的数字设备分数为46.07，排名世界第四。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来，东盟成员国中，只有新加坡的数字设备处于全球高水平领域，而其他的成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随着跨境电子商务、跨境移动支付的发展不断地对基础设备提出新的要求，在2020年疫情的爆发，充分地体现了数字化经济运行中，数字基础设备的重要性。

(四)人力资本发展不充分、不平衡

伴随着市场发展的瞬息万变和新经济的到来，传统的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经济市场发展，人才的重要性也愈发的重要，特别是在当下的以人工智能、5G甚至华为开始探索6G的时代。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计算得出，截止2019年底，我国本科率为3.8%，而研究生(硕士和博士)人数为878万，仅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627%。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报告中，在高科技就业行业受教育程度中，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劳动人员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占比为34.9%，具有研究生学历占比仅为4.4%；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占比为36.7%，具有研究生学历占比为10.7%。根据世界银行(WB)的人力资本统计中，世界银行定义人力资本指数为以教育年期、考试成续、医疗保健、孩子和成人存活率五个指标，评估157个成员对新一代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从而推算其未来生产和经济增长潜力。东盟成员国的人力资本指数只有新加坡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指数达到0.88(满分1)排在全球第一，而在东盟成员国中排名第二的是越南为0.67，第三为马来西亚0.62，而属于低收入国家的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的人力资本指数都在0.5以下，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力资本指数为0.67。其次，在世界银行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统计中，只有新加坡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3.3年，而缅甸、老挝都低于中下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年限10.4年。综合来看，除了新加坡以外，中国和东盟剩余的成员国的人力资本都处于中等水平，这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相比还处于落后的水平，在新经济时代，这会进一步扩大中国-东盟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是我们的发展主动权又会被发达国家捏住咽喉。

三、深化中国-东盟经济与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

为了中国-东盟双边经济的良好发展，解决好阻碍双边发展的经济合作问题迫在眉睫。东盟作为中国海上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环节，必须要共同建设好亚洲经贸纽带，共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东盟不管是自然禀赋还是劳动禀赋都有着较强的互补性，所以在未来合作中，应该充分发挥好各自的优势，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其次建设好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双方面对经济大国-美国带来的风险，比如美元的贬值、美国产生的经济危机对自身国家的影响等等，所以东盟是我们在东南亚不可或缺的经济合作对象，因此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具有长远深厚的意义。

(一)增加对东盟的第一产业投资

中国和东盟的货物贸易集中在第二产业，而对于发展最稳定的第一产业进出口额却占比很少，中国在热带水果作物产业发展不如东盟部分成员国，比如水果大国的泰国、越南等，在渔业产业，东盟成员国比如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海洋资源极度丰富，在天然橡胶、棕榈方面，中国不及马来西亚、印尼等。因此增加对东盟第一产业的投资有利于改善中国-东盟的贸易结构单一现状，也有利于中国面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因素影响所带来的冲击，如2021年台湾凤梨的质量不合格，对中国水果市场的影响。第一产业具有分项系数低、汇报收益率高的独有特点，对东盟进行第一产业投资比投资其他产业所带的贸易创造效益大，同时第一产业也是人们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能够得到社会与经济的双重效益，扩大对东盟的第一产业投资有利于东盟延伸基础的产业链条[5]。在目前的现状中，首先中国应当对东盟的第一场也进行独资投资，比如独资兴建农产品、林业产品的种植基地、渔业养殖场等等；其次可以向东盟国家提供农、林、渔、牧的高层次人才技术帮助，让东盟的热带产业进一步发展，生产的产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第三在后期的生产中，由于产品容易腐败，第一产业非常重视物流运输能力，所以我们在仓储、交通运输、港口、后期加工等方面，中国都应该积极参加投资，比如当地的基础交通投资、运输服务投资、工厂建设投资等等；第四，在中国紧缺的第一产业产品中，政府应当对其做出免税或者红利政策，或者直接在海外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

(二)基于比较优势，开拓新服务领域、新发展

随着服务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服务型产品对各国企业的生产效率、货物的国际竞争力、产品创新性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作为全球经贸往来和跨国企业生产运营的联系桥梁和纽带，有着传统制造业不可企及的重要功能和特殊地位。中国与东盟在服务贸易领域有着较大的相似性，但在某些服务领域比如交通运输领域、知识密集型、建筑和医疗产业，我国都有着较大的优势，而在旅游服务、新加坡的金融产业等等，他们都具有特殊的优势，这些高度互补的产业，为进一步加强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优良风向标。首先加强对东盟的医疗服务的投资，比如在2020年，随着疫情的爆发，中国的医疗能力在世界上被充分的发挥出来，东南亚各国在中国疫情蔓延的时候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而在我国控制住疫情后，积极的帮助别的国家，我国有着强大的劳动生产力，在疫情期间为全世界提供了大量医疗原材料和医疗产品，比如口罩、防护服、疫苗等等，加强对东盟的医疗投资不仅有助于防范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可以对疫苗、医学前沿成果共同分享，加快对疫情的处理速度，减少疫情蔓延所带来的人员伤亡。其次加强对东盟通讯与信息服务业的投资，我国在通讯服务方面有着较强的优势，在不断地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的通讯服务业模式的专业化逐渐完善，包括网络工程、维护、优化等技术领域。如我国率先进入5G时代，并且开始努力自主的探索6G，掌握世界前沿的相关技术，而在这方面相对落后的东盟成员国如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家，对他们在这方面进行投资，不仅可以改善中国目前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现状，也可以促进东盟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扩大中国-东盟双边的经济增长，从而更好的抵御来自美国的经济冲击。最后在旅游服务方面，一定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有着众多优良景区，旅馆、酒店数量众多，交通便利完善，但宣传作用没有到位，根据《中国-东盟统计年鉴(2019)》报告中，东盟入境旅游人是中国入境旅游人数的两倍多，中国与东盟接壤三个成员国，云南又是景区众多，首先先做好云南景区的进一步改良，充分体现民族特色，也包括宾馆、酒店、交通便利程度，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外国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要对东盟成员国进行出入境手续便利化，比如签证问题等等，这样可以加快和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第三，政府要和东盟国家建立优良的政治安全互信，也要不断地提过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安全地国家形象，让东盟成员国可以高度信任我国[6]。

(三)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合作

在这个新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也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的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我国要不断发挥数字经济的动力作用，其次要不断用数字技术催生新的贸易模式，如跨境电子商务、跨境金融投资、跨境网络教育和跨境线上办公(疫情影响)等等；第三，加强对东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基站建立等，都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不仅可以加快东盟落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和像新加坡高度发达的数字金融国家合作，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数字经济实力。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20)》中，除了有数字设备这一排名得分，还有数字创新能力、数字产业和数字治理三项各国得分，数字基础建设是数字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三项的基础，没有数字基础设施其他的自然发展不起来，新加坡和中国在这四个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可以很好地和东盟其他成员国进行数字合作与投资，促进东盟其他成员国迈向数字智慧化国家。

(四)加强人文交流合作

人力资源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自身创造价值的不竭源泉，随着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对人才也越来越重视，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总是有限的，所以对投资和引进人才是最有效也是最合理的，为了获取新能源就必须依靠新的科学技术，如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等，而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获取就是靠劳动者通过现代生产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所以人力资源成为现代新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发展途径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2019年发表的《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报告中，2018年来中共有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留学生，其中亚洲占比59.95%，而在亚洲中韩国留学生有50600人，位居亚洲来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占到留学生的10.2%；其次是东盟成员国-泰国，来华留学人数为28608，占比5.8%；而印度尼西亚和老挝排名分别为第七和第八，占比分别为3.0%、2.97%，其余的东盟成员国都排在来华留学生占比10名以后。在201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留学统计数据中，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累计66.2万人，其中留学国家中，前往美国留学本科生为13.2万人，占比20%；其次前往加拿大、日本、韩国和伦敦，而去东盟留学的学生占比很少。其次在全球十大留学生生源地中，截止2017年，中国留学生数量位居榜首80.07万人，排名第二的印度为25.39万人，中国留学生人数是印度的3.15倍；中国是全球的生源大国，分别占到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留学生的44%、34.8%、32.5%、39.3%和38.6%。随着疫情的产生中国去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人数有所减少，特别是美国政府正在进行的一切是它试图与中国进行“战略脱钩”,近期在经贸、金融、政治、外交、科技、教育(包括留学)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华遏华打压措施都是这种“脱钩政策”的具体体现[7]，正是中国向东南亚国家留学的好时机，首先国家和政府应该对此提供相关留学优惠政策或者补贴，进一步与东盟国家开展留学生交换工作，促进双边的人才交流,在疫情情况下可以提供网络教学，国家和政府也要承认网络教育；其次，政府也应当对引进的东盟优秀人才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红利政策，比如发放补贴、发放中国绿卡；最后，要积极的鼓励出国优秀留学生毕业后要回国建设国家，不仅要提供合理的岗位，也要在工资方面进行补贴或者在住房方面提供补贴。

叶田阳 常志有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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