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经贸发展的关系分析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外交思想的精髓所在。新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冷战后世界秩序重要影响力量，我们对国际战略环境做出新的判断，各项战略举措全面展现“中国模式”带来的“正义包容、命运共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迎风破浪、奋勇前行。

关键词：新时代；战略互信；命运共同

１“新时代”必然面对新的竞争与挑战

中共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掀开了“新时代”的崭新篇章，新的征程必然伴随新的机遇挑战，“大竞争”时代如影随形。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我们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从对外方面来看，没有“修正主义”成分，更不存在“对抗性力量”（ＲｉｖａｌＰｏｗｅｒ），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更无从谈起。正义合法的良性竞争应该体现自由市场贸易的互惠互利原则，个别发达国家对于国家威胁的定义看法，不应该上升到其国家安全的第一关切。１９４９年后，面对西方“预防防御－糖衣炮弹－岛链阻塞”，以及概括为“底线－挑战－对策”的全面施压，我们动态平衡响应、全面处理以“遏制－接触”为特征的外交应对。从西方力量“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再到“战略再保证”，虽然日益表现出竞争加剧的现实，但也从另一个角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中国４０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以来勤劳英雄的中国人民所创作的丰功伟绩，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统一领导分不开。对于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中国对外友好发展一直恪守多方系统总体的均势原则，这与英国政治改革家哈灵顿的政治理想“均势社会”所突出的“财产均势”不同，我们不存在偏见，理论意识发展不断前行。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世界秩序主导力量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谨慎乐观”“冷淡处理”“置之不理”，甚至其学界主流更认为这可能仅是一个“空洞华丽”的口号。他们通过放大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差异，又将制度性竞争放大到“模式”对抗的层面，在主观上更加造成博弈的加剧。新时代以来，总书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外交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旗帜，标志着理论论证完整的自主系统体系的形成。

２结构性摩擦、利益互惠深度交融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凭借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融入世界经济获得高速增长，进而与全球力量形成了深度相互依赖的经贸金融关系。改革开放推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转向，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要转变，推动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建设，极大改变了我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图景。我们面对的结构性对抗实质体现“利益捆绑”关系。战略关系定位理论的三种角色选择包括：敌人、竞争者、朋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界主导“霸权周期论”“霸权稳定论”和“中国威胁论”三大理论核心。这种传统的“冲突原则”和“零和博弈”思维认为：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但它成立的前提“严格竞争”条件并不存在，因此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不可能为“零”。我们强调文明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互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高度、新境界，它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充分蕴含中国智慧。面对东亚安全秩序逐渐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转型的趋势，以及应对西方“遏制－接触－再确认”的外交斡旋行动风险，我们必须时刻警惕以“实力威慑”为目标的外部对抗性系统结构调整，必须强化网天、聚力亚太、追求跨域、兼顾攻防，必须全力维护保障亚太安全秩序。

３对话机制亟待跨越信任门槛

外交“事件结构隐喻”特征显示，我们正经历与秩序主导“合作与竞争、平衡与失衡”共存的关系状态，对方希望我们做出经济上的“调整”来“配合”。但是，这种结构调整显然应该是“双方”共同的责任，由此体现的“结构性矛盾”，是影响战略合作与冲突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战略互疑，是相互质疑对方，可能以损害自身重大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式，来实现其某一时期内重大方向性的目标。这样的质疑可能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对于对方国家某一具体的系统战略的怀疑；一个是对于对方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的怀疑。“一带一路”“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正是符合这样的重大关切和疑虑。国家间信任在实践中划分为政治、军事、社会等领域，我们偏好使用“战略互信”的说法。战略互信的建构基础，是符合双方战略利益需求和世界发展潮流。交往行动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中互动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被对方所提供的更好的“论据”所说服。无政府状态、合作的需要，是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的基本主张，加之共同利益的需求，形成行为体之间的制度构成。我们与主要主导力量正处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对话（ＳＡＥＤ）的谈判机制，应始终呈现“国家安全”与“透明度”的高度聚焦特性，议题机制设置应更加紧密围绕战略与经济主线。战略互信体现心理态度，有高度－中度－低度信任区分，体现对等、渐进、可变特性。不断增强战略互信，是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前提，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支点。战略互信的基本前提是：彼此尊重核心利益。

参考文献

［１］李家成．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底线、挑战与应策［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１．

［２］王文峰．愿景的消失？―――论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Ｊ］．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１２）．

［３］凌胜利，郦莉．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历程、经验与启示―――兼论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８，（０５）．

［４］韦宗友．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Ｊ］．国际观察，２０１４，（０４）．

［５］马萧萧．中美战略互疑根源探析［Ｄ］．沈阳：辽宁大学，２０１４．

［６］赵丹．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分歧焦点与制度构建［Ｄ］．天津：天津财经大学，２０１６．

作者：丁川 单位：攻坚科技ＧＯＮＪＮ．ＣＮ战略支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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