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经济促进经济增长论文　

一、发展乡村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定性分析

中国经济“失衡并增长”已经持续多年，尤其是乡村经济远落后于城市经济。以下的分析在于解答结构调整能否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

（一）乡村经济城市经济结构失衡状态下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经验

一般地说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应是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其结构也得到优化。按照这一假设，“失衡并增长”的模式显然不是最佳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改革开放前10年的实践来看，我国一直坚持增长优先的原则，其原因是基于计划经济时代长期的短缺。改革开放之初，结构失衡表现在：乡村中的各行各业都落后于城市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城市经济尤其是第二产业中的工业过速发展；农产品相对工业产品供应相对短缺；生产资料供应过剩，消费资料短缺；生产资料供给中初级产品、低附加值产品过剩，高附加值产品不足；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配置行为过剩，市场配置行为不足。人的积极性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巨大释放。虽然经济发展的质量与结构问题被忽视，但GDP却实现了较高的增长率，达到10%。从改革开放的第二个10年来看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10年，由于前10年，高速增长背后的结构失衡不断累积，环境、社会代价日益增加，可持续增长的根基被严重侵蚀。但这段时期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明显增强，开放改革的前沿沿海地区经济阔步前进，虽然遭遇90年代初的急刹车和末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率仍达10%。第三个10年的结构问题是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但是这一时期我国的制造业和城市化及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和西部大开发及新农村建设带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增长率仍达9%以上。不难看出这3个10年政府的调控政策都是调了结构带动了增长。首个10年，主要鼓励增加消费资料生产和基本建设；第二个10年主要进行企业现代化改造和城市化初期。第三个10年主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和制造业的大幅度投资以及平衡东西部和城乡差距，基本都是从结构调整开始最后实现GDP总量增长。就中国国情来看，没有增长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和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如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福利的全覆盖、经济发展活力、乃至世界影响力扩大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都是依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其中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关键是如何保持较高的增速。从以上我国改革以来三阶段的经验分析来看，经济增长都是由于政府给予了某些地区以特殊政策或给予某些产业以特殊政策，首先刺激这些地区或产业的过度增长，再通过这些地区和产业的优先增长带动周围地区或相关产业的增长。这个经验我们可以用以下过程概括：城乡经济供求均衡（低速增长）――政府打破平衡――资源的在乡村和城市重新配置和集中――收入和利润的增加――经济增长（较高速度增长）。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之初，乡村严重落后与城市经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失衡的。虽然其基础是计划经济，政府向家庭和企业放权让利改革，但由于乡村和城市经济起点不同实际上是放大了这种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结构失衡。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着力控制经济和经济结构失衡有可能带来的风险。高度重视社会、资源和金融风险及房地产泡沫，做到防微杜渐，做到各方的和谐或基本平衡；其二，从执行角度，要切实保证经济发展的正能量不断增加，从顶层设计开始，大刀阔斧削减体制中负能量生成因素。

（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具有的现实性因素

现阶段，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内在积极因素比较多，具体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乡村城镇化将继续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乡村城镇化和体制创新、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彰显。以乡村城镇化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从25％提高到70％，用时近百年，而我国2007年城市化水平是44％，到2014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4.6%。虽然如此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我国的经验城市化每提高1%，经济就增长3%，故此伴随农村城市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对基础设施行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刺激作用，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如城市、城镇地下管网的改造和更新、城市垃圾处理的投资等都将成为新的增长点。所以中国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仍是现实的和可能的。第二，乡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大为改观，城乡市场趋于一统。乡村市场主体进一步丰富和活跃，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鲜活力。市场之所以重要，首先不在于它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为企业提供了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选择权利。近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市场经济主体的这种自由选择权力。因为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市场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其创造财富的激情被释放出来，遂产生了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第三，政府调控实力和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反哺。现阶段我国政府拥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大力发展农业，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反哺的财力与年俱增，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日益丰富和科学。30年来，我国政府成功地将粮油计划供应转变为市场化，防范和控制了多次出现的经济和社会波动，成功的防范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2003年以来，政府又将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及时把控调控的方向、时机和力度，保证了经济快速增长。其二，政府政收入规模不断攀上新台阶，使政府调控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其三，政府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截至2013年末，政府外汇储备已达3.82万亿美元，比上年增加5097亿。进一步提高了抵御各种经济波动的能力。我国的经济实力的提升，离不开乡村经济的支持，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0几年来，乡村经济通过剪刀差为我国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这是无可置疑的。政府发展西部，发展三农的政策将是长期的，资金也将是充裕的。

二、政府今后结构调控取向及国际比较

（一）政府的调控取向

1.科学地确定各地乡村经济区的发展定位[5]。我国的空间经济布局应该是东北经济区、华北经济区、西北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华东经济区、华南经济区和西南经济区。每个经济区乡村经济都应都设立相应的经济特区――模范乡村经济区。每个特区之间实行差异化的政策即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又可以发挥当地优势，在全国看来还是合理分工。各地要根据乡村资源和环境的负荷、开发开放情况及发展态势，把握乡村经济区域比较优势，进行合理的功能定位，选择非模式化的发展道路。

2.合理乡村经济产业宏观布局和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其一，保护制造业，中低高端制造业合理布局，切不可随意将中低端制造业挤到乡村，防止乡村经济走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治理的老路。乡村经济产业向低耗、无污染、技术密集度高的方向推进。其二，继续支持和发展乡村经济中的农业。农业生产的基础还相当脆弱，我国每年都要进口大量农产品。无容置疑，今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将有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业生产必将进入以农户加企业、家庭农场、现代化的农业股份制企业为龙头的生产模式阶段，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业将吸收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进入。其三，优化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结构。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和高收入国家的50%相比，三次产业结构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尤其在乡村，第三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广阔。

3.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引进新能源技术。目前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通讯能源供应水源供应、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非常落后，跟不上乡村经济和社会发胀的要求。所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从头开始，基础设施的支撑体系要与乡村人口、产业的空间格局相适应，不能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蓝本直接复制到乡村。乡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4.乡村经济区域发展方面的创新。协同和联合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创造乡村经济区域发展的自动更新机制；实现乡村区域互补互惠，共同发展；以县域经济发展为主线，实现城乡市场的进一步融合。以连片开发，整村推进为模式建设新农村。创设系统的乡村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5.乡村经济与社会结构层面调控取向。经济层面，既要防止过快的增长，又要防止过低的经济增长的极端现象。在社会层面，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乡村和城市不同阶层国民社会保障的统一，缩小收入的两极分化。加大环保力度，城市不得将乡村作为垃圾场。

6.继续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应该才正式开始，看看乡村混乱的村镇布局、破旧的民宅、泥泞的道路，新农村的建设与开发这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点。

7.鼓励乡村企业生产技术升级换代和科技创新。

（二）促进经济增长手段的国际比较

1.以发展科技作为经济增长的手段。欧美发达国家人均GDP破5000美元之后，政府先后制定和完善了科技产业政策。在人均GDP收入突破10000美元高收入后又形成了完整的产学研体系，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先后颁布旨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贝赫-多尔法案》、加快产学研结合的《史蒂文森-怀德勒法案》。日本则高度重视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倡导“技术立国”的口号。亚洲四小龙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也开始注重自主研发，开始走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并重的发展道路。

2.注重乡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的阶段而变化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之后，又不断调整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以金融、市场中介服务、房地产等为支柱，以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等为内核的创意产业，快速发展起来。在第逐步取代了传统产业。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证明了本人的论点。

3.注重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了政府干预的理念。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推行，标志着他们开始推行凯恩斯主义，加强政府干预，致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和发展。人均GDP从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着手，健全和完善调控体系。以美国为例，又对罗斯福新政后的市场经济进行了改革；英国则又进行新一轮私有化运动，同时对国家的福利制度改革；法德两国则建立健全自己的政府调控体系；日本政府是为了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重构财政和金融制度。亚洲“四小龙”始终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摇摆，在50-70年代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优点建立国营企业和编制经济计划；80年代后政府又开始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减少政府干预，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搞国营企业私有化和放开贸易管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之是利用结构调整手段促进经济的增长。

4.注重拓展乡村发展空间。乡村发展空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又是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重要举措，包括法国、英国、日本及新加坡和韩国等。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国土面积狭小，发展空间有限。我国则不同，广阔的乡村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舞台。乡村的绿色、环保开发区建设，以及乡村城市化、小城镇化和现代乡村别墅的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将吸引居民从城市向乡村转移，也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国政府是强力政府，始终把乡村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放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地位。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将是始终的。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我国政府的政策践行了这个宗旨，保持了经济的增长。不论产业结构失衡与否，政府均可采用鼓励刺激个别产业进步的政策，从而产生产业的极化效应，促进经济的增长。可以得出结论：乡村经济和城市供求均衡（低速增长）――政府打破平衡――资源在乡村和城市重新配置和集中――乡村产业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较高速度增长）逻辑下经济增长不会有时间下限。

作者：田建中 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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