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对晚清台湾外贸的作用　

本文作者：崔晓阳 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关于西方资本在晚清台湾外贸中的作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晚清台湾对外贸易受到西方资本的控制，其代表学者包括东嘉生、周宪文、黄富三、李祖基等。另一种观点认为台湾开埠具有积极影响，持这一派观点的学者主要是林满红。

晚清台湾对外贸易的“殖民主义论”

学者东嘉生最早对西方资本在晚清台湾对外贸易中的作用进行研究。东嘉生认为晚清台湾对外贸易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控制。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必然要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在晚清台湾则表现为“英美商业资本支配”，并称这一时期为“英美商业资本支配的时代”。

东嘉生在《台湾经济史概说》中详细考察台湾的行郊组织，他认为该组织虽然已经缓慢地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因此西方资本才能“……比较迅速而容易地把自己的体系，移植于这种中世纪的封建经济社会。”台湾开埠后，西方资本主要通过贷款方式控制台湾茶业。最初洋行直接借给茶馆，但后来为方便而采取“买办制度”放贷。“买办须向洋行缴纳身分保证金，为洋行拉拢雇主，而得到一定额的报酬。”这里所谓的“买办”，又称“妈振馆”。洋行的钱则来自于外国银行，这就形成了以外国银行为最终控制者的链条，“茶的生产者，既由妈振馆借款，所制的茶，不得自由出卖，而必须卖给妈振馆，妈振馆所收的茶，也卖给洋行，因此洋行可以操纵茶价，而垄断其利益。”西方资本对茶业的控制，是台湾各产业中最典型的，当时台湾的主要出口品还有樟脑和糖，输入品则主要是鸦片和工业品。西方资本对樟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武力打破清政府的专卖制度。“樟脑的生产额，因专卖制度的废止而急增，外商的购入价格当然反而日益低落，由以前的十六元降至九元，一时甚至降至七元八角。”总的来说，东嘉生认为西方资本此时大肆掠夺台湾经济，“一方面向台湾输入鸦片及工业品，一方面廉价输出台湾的茶、糖、樟脑等土产，而利用一部分的本地商人为买办，以达其掠夺和剥削的目的。”东嘉生之后，周宪文基本上继承东嘉生的观点。周宪文对西方资本在晚清台湾对外贸易中作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著作《台湾经济史》中。台湾被迫开埠后，台湾的经济逐渐殖民地化，关于这一点，周宪文很明确的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台湾开埠后“台湾商权遂完全为外国商人所夺占；台湾乃在经济商沦为殖民地的地位。”

台湾开埠后，西方资本的确处于台湾外贸主要进出口商品贸易链条的最高端，但也并非毫无风险，关于这一点，黄富三进行了考察。黄富三在1980年到1984年间，分三期在《台湾风物》发表《清代台湾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下）、（续补）。在《清代台湾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一文《导言》中，黄富三申明了西方资本在晚清台湾外贸中的地位：“东嘉生氏称此时期为英美商业资本支配时代，颇为允当，虽稍嫌夸大。”可以看出黄富三对外商控制晚清台湾外贸的观点基本同意，但他认为东嘉生把西方资本的支配性稍微夸大了点。从美利士洋行倒闭这点来看，黄富三认为“可见外商在台湾经商也非易事”，但黄并未推翻和否定外商控制台湾贸易的论点。

大陆学者李祖基对西方在晚清台湾外贸支配性做了详细考察，这在其《近代台湾地方对外贸易》得到了充分阐述。李祖基在论文中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是淡水、打狗海关税务司所编的贸易报告与贸易统计《TradeReports》和《TradeRetuins》、英国驻台湾领事商务报告《CommercialReports》、各种有关档案、方志以及笔记文集等。文中，李祖基认为，“近代台湾对外贸易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就是外商对外贸易的垄断，各种主要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几乎无一不是操诸外商之手。”他认为“在出口贸易方面，外商利用买办，事先贷款预购、控制出口货源等手段，逐步控制了台湾地方的整个出口贸易。”在进口贸易中，“……基本上也为外商所控制”。外商控制的进口商品除了鸦片外，“纺织品和杂货的进口贸易最初也为外商所独占”。

总之，东嘉生、周宪文、李祖基等人都认为晚清台湾外贸被西方资本实际所操控，即晚清台湾外贸具有殖民地性，黄富三并未否定殖民地性的观点，并补充了洋行的投资风险这一环节。与上述学者观点相左的，是林满红的“现代化论”。

林满红的“现代化论”

1976年林满红从台大历史所毕业，其硕士毕业论文题为《茶、糖、樟脑业与晚清台湾的经济社会变迁（1860~1895）》。两年后该文公开出版，后被编入《台湾研究丛刊》（第115种）。该书考察的时间段是从同治七年（1868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属于晚清台湾开埠之后。该书所引用的主要资料来自海关报告、领事报告、日本殖民政府据台之初所作的调查报告、清代所修地方志等，“其中尤以海关报告与领事报告引用最多。”

文中，林满红也注意到“汇丰银行洋行妈振馆茶馆”这样的关系，但她对当时台湾本地资本在茶业中扮演的角色相当自信，并不认为妈振馆是买办资本。她认为从“汇丰银行洋行妈振馆茶馆”这样的关系只持续到1875年，1875年之后不断有华商加入茶业的经营。根据这些考察，她在第三篇中总结了台湾开埠后的“好处”如“：创造就业，扶养人口”、“可赚取外汇，增加收入”“、促进城镇之繁兴”等。

继《茶、糖、樟脑业与晚清台湾的经济社会变迁（1860~1895）》出版后，林满红又于1980年在《台湾研究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贸易与清末台湾社会经济的变迁》（1860~1895年）一文，该文专门批驳了“殖民主义论”。该文《前言》中，林满红列出了晚清台湾贸易的两种史观：反方观点和正方观点，其实质“反方观点”是“帝国主义侵略论”，而所谓的“正方观点”就是“现代化论”。林满红反驳了传统的“帝国主义侵略论”，认为因台湾原来“手工业并不发达”，因此“几乎没有手工业被破坏的问题”；台湾的进出口商品中，茶、糖、樟脑的价格都上升了，而非下降了，作为主要进口品的鸦片，价格变动却不大（请注意，在这里，林满红将鸦片视作“普通商品”）；在鸦片贸易中，林满红使用冰冷的“客观”语气进行探讨，认为“鸦片虽不是先进地区示范使用的消费品，确实先进地区推广的消费品，而这项消费品的使用的确是减少了台湾的储蓄。”出口所换取的外汇，她认为“茶农、茶商、糖商、脑商获利最多，蔗农、脑丁所得较少。”为此她解释为：“根据马若孟（R.Myers）统计，一个拥有两亩地的茶农，其全部收入几乎都吃掉，故茶农的储蓄倾向不高。”而茶农作为半殖民地资本链条的最末端，“储蓄倾向不高”的根本原因恐怕是无钱可储。文中，林满红对“汇丰银行洋行妈振馆茶馆”的资本链条不再提起。

林满红并不认为西方资本完全控制控制了晚清台湾外贸，她对妈振馆的独立性和其资本力量的估计都远远高于东嘉生和周宪文，她还认为台湾被迫开埠给当地带来繁荣、增加了收入。

晚清开埠与改革开放背景的比较

林满红的“现代化论”似乎跟大陆改革开放理论相同，如外资的引进可以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换取外汇等。事实上，晚清台湾开埠与改革开放的背景完全不同：

第一，晚清西方资本凭借坚船利炮，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在中国丧失领土、司法、海关等主权的情况下，政府无法系统地实施扶植民族资本的政策或措施。大陆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时，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在辖境内行使完全的主权，因此可实施有利于本国的产业政策，外商的投资和贸易基本上是利大于弊。

第二，晚清西方资本进入中国时，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更无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具有了跟外商竞争的能力，在与外商的竞争过程中，吸收了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此时中国还可根据本国经济实力调整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以保护和扶植本地产业发展。

第三，二者的社会文化氛围不同。晚清中国，社会风气尚未开放，政府没有引导经济发展的完整而系统的理念与政策，没有现代经济管理能力，这种缺陷决定了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极易为西方资本所控制。

笔者认为东嘉生、周宪文、李祖基等学者的关于晚清台湾对外贸易的论点站得住脚，黄富三对洋行的考察弥补了晚清在台洋行投资风险的问题。而林满红的观点有失偏颇，其论述只及于表面，未深入探讨，有刻意为殖民主义脱罪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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