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下的农村文化扶贫工作
自1993年12月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扶贫委员会以来,农村文化扶贫工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1],即市场经济(城市社会的经济属性)所决定的现代城市文化,于是随着农村文化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展开,便发现在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熏陶下的农民所遵循的求稳守成的生产方式、贫穷落后的生活方式、小农经济下的依附人格等,已成为农村文化扶贫工作深入的障碍。因此,今后应把文化扶贫工作置入中国城市化发展背景之下,注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习俗等深层次的文化扶贫,注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因子,寻求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化的契合点,城乡联动实现农村贫困地区的文化变迁,使文化扶贫工作真正引领和助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为此,本文拟从城市化视角出发,探讨农村文化扶贫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的路径。
一、新经济,新文化:注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因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经济成就,实际上是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城市化建设中取得的。客观而言,由于文化变迁的滞后性,中国城市文化(或言都市文化)的建构即使在中国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都市如上海、北京等地也并没有充分完成。这种文化滞后现象在农村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表现得更为典型。
正如近代中国求富求强的道路一样,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同样经历了从“制度扶贫”到“文化扶贫”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扶贫工作主要集中在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投入和制度帮扶上。进入90年代以后,政府认识到仅靠“输血”救济很难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因此,转向“造血”开发促进贫困地区形成新的“造血”机制作为扶贫工作的新策略。然而,“上项目,办企业”这些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并不适应的经济因子,非但没有从根本上完成农村经济工作的转型,反而造成了大量扶贫资金的浪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打破生态平衡、毁坏自然环境的恶果。有鉴于此,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源于自然资源的贫瘠,但更多地源于世代因袭的文化贫困。“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2]于是,“文化扶贫”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迅速得到各方的认同。
早期的文化扶贫工作多集中在“送知识、送技术”等狭义的“文化即知识”层面,对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习俗等更广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却少有涉及。实际上,“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3]。这种文化环境所要求的,绝不仅仅是“订阅报刊”“识别农药”这种知识层面的变革。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取代一种旧的经济形态,必然要求与新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态跟进。笔者认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变革应从3个维度展开。
1.求新求变,向农耕文化下求稳守成的生产方式说不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小农经济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力不虚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孕育出“求稳守成”的农业文化心态。此种文化的浸润固然使得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但同时也造就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及小农经济下的生存局限。换言之,这种求稳守成的农业文化固然让每个家庭有了安身立命之本,但却使人们极易满足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现状,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动力,从而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首先,求稳守成的思维限制了对土地更好地开发利用。“在中国人眼里,土地似乎只有一个利用方法,就是锄耕种植;土地似乎只有一种价值,就是农业价值;经济似乎只有一种形式,就是小农经济。”[4]577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迷恋“土里刨食”的生产方式。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介绍,即使到了最贫瘠、最不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西伯利亚,中国人也要撒些种子,看能否从地里长出谷物来。笔者目睹赌城拉斯维加斯的繁华时,不仅想到两个民族对待土地的态度是如此的迥异。“LasVe-gas”源自西班牙语,意思为“肥沃的青草地”,因为拉斯维加斯是周围荒凉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带唯一有泉水的绿洲。如果在中国,这种“沙漠绿洲”一定会成为重要的生产基地,但深受海洋文化及市场经济熏陶的美国人却懂得再好的沙漠绿洲也是“沙漠绿洲”,因此,思路一转,贫瘠的土地虽然没能生长出诱人的庄稼,却通过发展“娱乐业”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之一。改变这种“沙漠也要变绿洲”的思维局限,形成更为立体丰富的生产体系,必将为中国的贫困地区迎来春天。其次,求稳守成的农耕文明导致创新思维、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的极度匮乏。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生产节奏和四时变迁的自然节奏息息相通。只需顺应天时,遵循农作物生产规律,在“天公作美”“政治清明”的情况下,小农经济基本能获得较好的发展。反之,创新、冒险、竞争因其不稳定性则容易给小农经济的发展带来风险。因此,小农经济形式下的生产方式既不鼓励创新,也不提倡冒险和竞争。这与脱胎于海洋文明的市场经济刚好相反。出海捕鱼、商品买卖是海洋民族基本的生产方式。面对大海的神秘莫测、风云变化,饱满的创新热情、适度的冒险精神以及积极进取的竞争意识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近代以来西方经济的迅猛发展,正是这种创新思维、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的产物。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年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冒险精神,很难有17世纪西班牙称霸世界局面的形成。“求稳守成”的生产方式在小农经济时代曾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在进入全球市场化的今天,即使在中国最偏远的乡村地区,这种“乐天安命、与世无争”的生产观念,也与新经济(市场经济)所弘扬的首创精神和进取意识格格不入。最后,求稳守成的生产方式导致不弃不馁、屡败屡战拼搏精神的缺乏。传统的小农经济既然拒绝冒险,当然也很少遭受彻底的失败,即使鲜有失败,也常因天灾或者战乱所致。因此,面对失败、挫折,“求稳守成”的农耕文明更多地选择消极退缩、听天由命的处理方式。这种惧怕挫折、抗失败能力低下的精神面貌已经成为当今农村扶贫工作中的最大瓶颈。新措施、新项目的上马,很难一蹴而就,遭遇挫折、失败是常有的事。在残酷的竞争法则下,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屡败屡战是其生存法则。纵观全球,没有哪一个企业不是在多次失败之后才走上成功之路的。因此,倡导不怕失败、不甘失败的拼搏精神是新经济形势对农村扶贫工作的必然要求。
2.移风易俗,向贫穷落后的消费、生活方式说不
“文化除了表现一种知识体系之外,更集中地表现为一种基于对于文化知识体系进行有效阐释、传承、弘扬基础之上形成的文化生活方式”[5]。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什么样的消费及生活方式。小农经济中的第一生产要素是土地,在缺乏技术和先进工具的前提下,劳动力的多寡制约着对土地的充分利用。“人多力量大”“多子多福”是农业社会扩大再生产、发家致富的保障。因此,传统小农社会中的消费更多地集中在满足人口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上。换言之,结婚、生子是中国小农社会最大的消费需求。根据进化心理学理论,择偶标准的性别差异源于择偶投入与子女抚养投入之间的交换、平衡关系。在人类的择偶策略方面,男性为了繁衍后代而积极寻找那些具有多育潜力的女性,女性为了增加后代的生存几率则更关注配偶的经济实力。因此,小农经济下的消费呈现出2个极端: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收获物相当有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勤苦俭约观念将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资料需求降低到满足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最低水准;另一方面,“盖大屋”“送彩礼”、大肆操办婚礼、厚葬等这些扩大家业、展示财富的面子消费工程又被放大到极限,耗费个人一生甚至几代人的财富积累。至于“亲上加亲”的落后婚俗,实际上也是经济贫乏下小农经济繁衍家族、增加劳力的无奈选择。这种畸形消费心理下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小农经济扩大再生产、积累家庭财富的极大障碍,也是其落后贫穷的根源之一。此外,小农经济落后的消费和生活方式还表现在对教育的投入上。由于小农经济的生产特点,劳动力的好坏更多地依赖体力的强弱,因此“尚力轻智”成为中国小农经济下层社会自然的文化选择。之所以强调是下层社会的文化选择,是因为中国的士大夫文化并不尚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增加教育投入,实行“耕读传家”在中国士大夫家庭中极为盛行。但是,对于小农经济下的普通百姓家庭,更多地信奉“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的农家“养力”文化。多智在中国的部分农村社会中不仅没有多大用处,反而遭人猜忌和耻笑。“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真实写照。因此,小农经济下的家庭消费几乎鲜有教育投入。缺乏教育投入,必然使小农经济下的民众目光短浅、视野狭窄;同时,人多乏智的现状也为迷信的生活方式滋生土壤,导致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在农村文化中长期蔓延。这一切正是当前农村文化扶贫工作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改变小农经济铸就的“俭苦自持、尚力轻智”的生活观念,代之以市场经济下的“消费促进生产,重智轻力”的生活理念不啻为农村文化扶贫工作中的一种新思路。
3.塑造个性,向小农经济下的依附人格说不
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贫困的麻木和坦然。如前所述,由于耕作条件的有限和生产工具的落后,小农经济下人们创造价值、实现幸福的途径并不依靠单个人的力量来完成,更多地依赖家庭“合力”来实现,换言之,“人多力量大”才是个体获得财富的保障。因此,小农经济下塑造的个体人格必然带有强烈的依附性。在这种依附性下,个人受到群体意识的绝对支配,铸就成“不抱怨、不负责、不抗争”的奴性人格。“不抱怨”使得人们“安贫乐道”“知足常乐”;“不负责”让人们把贫困归结于“父母无能”,归结于“天命”,甚至归结于“祖坟”风水不好,“命该如此”成为个体面对贫困推卸责任的极佳借口;“不抗争”最为可怕,它将人的热血变得冰冷,不仅养成面对贫困时安分守己的惰性心理,而且导致生命力的萎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是对遍及中国广大的贫困地区“闰土”式的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2]学者辛秋水先生所言的“父母在,不远游”的依附心态,贫而安贫、不思进取的“火炉心理”以及“等、靠、要”惰性心态的形成,无一不是这种依附性人格造成的恶果。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市场经济已经冲击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现代市场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是与弘扬个体自主性、独立性及其相应的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精神密切相关的。”[4]280“市场经济发轫之初,就强劲呼唤人从对人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平等、自由的身份进行市场活动、公平竞争。”[4]280因此,引导贫困人群破除人格依附心理,塑造市场经济需要的独立个性,是完成农村扶贫工作,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文化前提。
二、城乡联动,利用意见领袖实现贫困地区的文化变迁
意见领袖又叫舆论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根据传播学理论研究,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两级传播,即信息或意见通常从广播和印刷媒介流向人群中接受信息比较活跃的部分,然后再经由这些人群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部分”。这些关注新事物、接受新信息比较活跃的人即为“意见领袖”。研究表明,在创新的传播扩散中,大众传播在人们的认知阶段具有重要作用;而在说服和决策阶段,人际传播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在农村文化扶贫工作中,实现新观念、新信息的扩散,要积极培养意见领袖,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在人际传播的作用。事实上,真正的信息扩散不仅只是在2个层次间进行,而且常常是“多级传播”,一传十,十传百,由此形成信息的扩散。在这种扩散中,接受信息的家庭、亲戚、朋友等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意见领袖,从而推进信息扩散向更广、更深层次的发展,完成新的文化变迁。
充当意见领袖的人群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①生活经验丰富,知识面广;②交际广泛,同公众联系密切,有较高的威望;③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④乐于创新。意见领袖思想活跃,性格外向,勇于创新,敢于接受新生事物。尤其是当整个社会倡导革新开放时,其创新精神更为突出,这也是他们成为新观念、新产品带头者、鼓动者的一个重要内因。根据这些特征,当前农村文化扶贫中培养意见领袖的工作可从2个方面进行。
首先,充分发挥进城农民工的意见领袖作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出现,不仅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为农村地区脱贫致富带来新的途径。这些农民工回乡后,由于其视野的扩大,经济力量的增强,所带回的新观念、新思维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下乡对广大贫困地区人口的影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当今农民工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文化的变迁并不同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深入,中国涌现出许多新的阶层,如拥有上千万或更多资产的“新富人”,“朝九晚五”辛苦工作的“白领”,以及承担了大部分非技术性体力工作的“农民工”。这些新阶层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但是目前中国城市文化建设更多地关注“新富人”及“白领”阶层的文化需求,很少有部门把“文化关怀”的目光投向广大农民工。这种文化缺失不仅影响到农民工的生活现状,而且也影响到城市化的进程和农村扶贫工作的完成。2011年5月16日,发生在广州市番禺区的四川农民工邓明建“弑母”案正是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文化边缘化的一个极端例证[6]。一个照顾瘫痪母亲近20年的孝子,却因为无知而背上“毒杀母亲”的罪名。人们在拷问邓明建的良知的同时,更为他的文化缺失感到悲哀。城市化实际上包含2种含义,一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扩张,一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目前,学术界更倾向于从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角度考察城市化进程。很多人生活在城市,如果依然过着乡村生活,还不能称其完成了城市化。相反,即使人们生活在乡村,但如果是比较现代的生活方式,则反而可以认为城市化的完成。因此,农村文化扶贫应积极关注农民工的文化处境,实现城乡联动,不仅帮助他们完成在城市生活的现代化转型,而且使他们成为乡村文化变迁的意见领袖,为贫困地区永久脱困奠定基础。其次,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精英的意见领袖作用。乡村文化精英是指“乡村的文化能人,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储备和生产技能,并能在实践中调动社会资源,获得更多的权威认可”[7]。由于他们“思维灵活,善于变通,勤劳、有技术、知识面广、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并且有一定的判断能力”[7],很容易成为对村民有相当感召力和带动作用的意见领袖。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现存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互相关系;另一方面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发挥乡村文化精英的意见领袖作用,实际上就是充分利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文化变迁的影响。因为这些乡村文化精英和村民生活在同一环境,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取向对村民的影响更加直接。传播学理论认为,由于人的依赖、合群、协作心理,人们不仅愿意通过意见领袖获得信息,还须由意见领袖对信息作出解释、评价,在行为上作出导向,促使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预期的改变。而且,意见领袖并不集中于特定的群体或阶层,而是均匀地分布于社会上任何群体和阶层中,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意见领袖,他们与被影响者一般处于平等关系,而非上下级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文化精英的意见领袖作用比农民工回乡的影响更大。不过,正如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文化边缘化一样,乡村文化精英阶层的形成同样处在自发阶段。学者辛秋水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发现,“凡是生活能够温饱或比较富裕的家庭,其户主大都是头脑比较清醒,有一定文化的人”[3]。这些人其实就是潜在的乡村文化精英。然而,由于生活在相对偏狭的农村,他们的信息来源毕竟有限,尚需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文化扶持,促使他们成为乡村文化精英,并进而成为新的意见领袖,带动贫困地区的文化变迁。
三、断裂与重构:寻求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化的契合点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农耕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一方面,改变传统农耕文化中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因子,是当今文化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市场经济随着城市化进程席卷全球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城市病”,如情感疏离、环境污染、信仰危机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如何在断裂之后重构乡村文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承古求新,寻找农耕文化与现代化的契合点是有效避免“城市病”发生的途径之一。具体而言,要理性处理好以下一些关系。
首先,处理好“情感社会”和“利益社会”之间的关系,谨防乡村社会在新的文化构建中由“情感社会”滑入纯粹“利益社会”的泥潭。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在割断农业社会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桎梏元素时,也常常割断了现代社会同传统社会的文化血脉,使现代社会陷入无根境地。在世界所有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几乎都经历过市场经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并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阶段。如英国近代化浪潮中的投机赌博之风和信仰缺失危机,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风气败坏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同样如此。某种程度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中国信奉道德立国,管理社会主要依靠统治者的道德威望和被统治者的道德自觉。换句话说,“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人类个体没有经济自由和人格上的独立性,人的生存不是靠自身的理性算计或智力投入,而是以身份确定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声望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利益所得,靠情感等一系列非理性因素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依附关系”[8]。这种“情感社会”的正效应是邻里之间比较注重道德修养,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遇事能礼让三分,相互帮助;负效应则是政治伦理化,裙带关系盛行,法律观念淡漠。裹挟着“理性主义”“利益至上”等价值取向的市场经济呼啸而来时,中国传统社会“重义轻利”“勤俭廉政”“克己奉公”的美德受到极大冲击,甚而被认为极大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步而被抛之脑后。与此同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管理体制及法制精神却无法冲破伦理化的樊笼,被根深蒂固的裙带关系所束缚。两头落空(既无道德约束,也无法律制裁)的制约机制使得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轨中危机重重,举步维艰。因此,农村文化扶贫工作在引入市场经济的经济因子的同时,切勿忽视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根基,在鼓励人们追求财富与利益的同时,也应保护好乡村社会的血缘亲情、邻里温情。
其次,处理好“文化个性”和“文化共性”之间的关系。断裂后的乡村文化重建应注重保护当地文化生态,防止文化多元性的消失。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由来已久,尤其是习俗、礼仪、服饰等民俗文化更是各具地方特色,风格迥异,所谓“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不仅是璀璨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复制的、珍贵的文化遗产。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这些民俗文化正因为其地方特色而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化传承观念已成为人类共识。扶贫措施的实施,市场经济的引入,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将改变传统民俗的生存土壤,贫困地区的文化转型不可避免。这种现代化要求的文化转型同样是一把双刃剑,落后的、迷信的文化观念固然在这种转型中被瓦解破除,但同时许多优秀的民俗文化也面临生存危机。“在现代化思潮、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民间传统文化附庸于时代的潮流,逐渐远离了作为其生存之本的民间语境,成为脱离了特定文化场域的文化形态,甚至不再具有原来的形态特征和基本功能,原来意义的民间传统文化逐渐边缘化并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9]同时,“由于很多熟谙民间语言的民间老人的去世,使一些民间口头文学,如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一些富有特色的民间工艺和建筑正在走向消亡,一些体现高尚伦理道德规范的传统礼仪习俗逐渐被废弃,一些丰富多彩的民间服饰也在日常生活中慢慢消失”
作者：靳翠萍 单位：江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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