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体制变迁规律看世界经济秩序变革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从垄断资本积累体制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积累体制的重大变革，新体制使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文章认为，根据以马克思资本增殖法则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体制变迁内在规律，资本增殖条件改善驱动的生产扩张和技术变革最终会导致资本增殖条件的恶化并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文章最后指出，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将在这场变革中起到带头与示范的作用，引领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资本体制变迁；新自由主义危机；世界经济秩序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新经济”现象，但同时也引发了工人收入与福利增长停滞、工会力量衰落、金融资本权利上升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等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也只是从衰退趋势转换为缓慢增长状态，还出现了政府债务危机，民众收入和福利被大幅削减等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危机爆发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做了大量分析。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阿兰•比尔、米歇尔•于松、热拉尔•杜梅尼尔、多米尼克•列维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实施导致金融垄断权力强化，从而使利润率上升、积累率下降，社会收入分化。①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弗朗索瓦•沙奈、阿兰•弗里曼等学者则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利润率显著下降，并在80年代以后无继续反弹趋势，并将利润率下降视为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②戈登、爱德华和里奇等人更是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出发，认为比起自由型积累社会结构，国家管制型积累社会结构更能促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并主张通过下层群众的阶级斗争和广泛的社会运动，推动国家管制型积累社会结构的重建。③这些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分析局限于金融资本权利上升、利润率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制度等局部的、表层的因素上，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内在发展变化动力以及资本增殖法则对生产力发展和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限制作用。本文则从马克思资本增殖法则出发，寻找资本积累体制变迁的内在规律，从本质与根源上探讨新自由主义危机发生的原因，并分析危机后世界经济秩序变革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二、马克思的资本增殖法则与当代资本积累体制变迁的内在规律
马克思的资本增殖法则理论认为，资本为了增殖，必须不断地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当生产扩张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时，此时如果劳动力供给不变，工资率的上涨速度就会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使资本增殖条件恶化，最终使经济趋于衰退或走向危机。④然而，资本主义具有通过变革生产方式来实现资本持续积累的倾向，马克思也曾高度肯定了这种变革生产方式的不竭动力：“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又不断的生产出来”⑤。这种矛盾被克服的过程便是资本主义变革生产方式的过程，从而创造出资本增殖的有利条件，使资本主义重新走向繁荣。那么，事实上资本主义变迁是如何进行的？存在哪些增殖条件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下面以马克思资本增殖法则为基础，从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具体的变迁过程来寻找资本积累体制变迁的内在规律，并为分析新自由主义危机提供理论基础。二战结束后，美国的资本增殖条件得到明显改善。首先，二战时被抑制的住宅建筑、固定资产投资和耐用品消费需求在二战后得到完全释放；其次，美国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目标，与苏联进行持续冷战，这期间美国从富人与大公司那里获得大量税收，并通过军事订购合同与研发补贴等形式，为大公司创造了巨大的生产扩张与盈利空间，使得寡头之间竞争不再激烈，能在不断提高生产率的条件下使工人工资同时保持上升趋势，并稳定的赚取超额垄断利润；最后，以美国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在这个时期有了重大进步，并将成果应用于工业部门技术改造，使整个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成本下降，利润增加。这些因素促使美国经济迎来了黄金发展的20年，大公司资本主义出现了持续繁荣，民众收入和福利获得普遍提高。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福利水平膨胀。经济的持续繁荣使人们对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推崇万分，1963年，约翰逊当选美国总统，在任期间提出建设“伟大社会”的理念，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中工资水平上涨使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1970年后，工资上升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导致利润率下降，整个社会福利支出上升到1271.49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而这些支出中的一大部分都是依赖政府的财政赤字，以致后来政府不堪财政重负，通过增加发行货币量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造成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二，大公司控制市场能力衰弱。经济繁荣使人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使消费模式由普遍的大众消费转为追求个性和自然主义，这使拥有新技术的中型公司可以通过技术效应来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并用个性化、创新性产品的生产来与寡头企业的规模经济相抗衡。日本和西德的先进技术工业使美国公司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原材料控制权争夺中遭遇了日益激烈的竞争。面对这种来自国内与国际上的竞争压力，处于核心地位的大公司操纵价格的能力持续下降，不足以弥补劳动成本的上升，随之利润率下降，继而强化了生产停滞与失业率上升趋势。第三，石油危机以及凯恩斯政策失灵。1973年爆发中东战争，阿拉伯为防止西方国家站队以色列，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并不断提高石油价格，造成生产部门成本上升，投资下降，能源、产品价格普遍上涨，从而使美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明显的“滞涨”。此时，再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指导经济运行时，使本就供给不足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同时使居民约束方程中，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造成的已经供给过剩的产品的购买量下降，导致本就过剩的产品的过剩更加严重。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二战后，由资本增殖条件改善驱动的生产扩张和技术变革，最终导致资本增殖趋于恶化。而此时，亚洲地区密集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正处于国内外竞争加剧的美国大公司，驱使其缩减规模，外包生产，引起了在全球建立生产链的生产方式变革。计算机装备的信息、储存盒回收系统的发展，以及卫星通讯技术的进步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从而形成新一轮资本增殖条件改善的通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全球自由流动速度普遍加快，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政府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干预国际贸易的能力明显下降，且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旧制度会对新资本增殖条件产生一定阻碍。这时，新自由主义的执政理念应运而生，其核心主张为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摒弃凯恩斯主义时期所倡导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有失经济绩效，经济体可以自行维持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第二，减少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实行自由贸易，为资本货物的跨国流通扫清了障碍；第三，通过减税保证富人利得，从而增加富人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结合马克思的资本增殖法则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变迁的具体演化过程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收入、民众收入和福利的提高都取决于社会生产体系的扩张，而这种扩张又取决于资本增殖条件的改善。因此，制度系统必然随资本增殖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国家不得不执行能为资本增殖创造有利条件的制度来间接实现民众收入和福利的提高。
三、新自由主义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新自由主义带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新经济”时代，但并未避免后来危机的发生，在对危机的分析中，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危机归结于金融扩张、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制度等因素，事实上，这些因素正是资本增殖法则对生产体系的支配权利驱动的结果。根据以马克思资本增殖法则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体制变迁内在规律，由资本增殖条件改善驱动的生产扩张和技术变革最终会转而导致资本增殖条件的恶化，使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因此，寻找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是分析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的最根本途径。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面临竞争加剧、利润率下降以及对外融资依赖程度上升的问题，使本就面临财政危机的政府不得不通过提高利率和放松金融管制来吸引短期资本流入美国，以便为公司投资和政府开支的增加提供大规模、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形成的美元制体系给吸引外资提供了可能性，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通过制定浮动汇率与美元挂钩，于是美国开始主要生产没有实物支持的美元和金融产品，其他国家生产可以出口的产品来获取美元。美国从其他国家购买大量消费品形成巨大贸易逆差，其他国家则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形成贸易顺差，并将贸易盈余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各种金融创新产品。⑥这样，美国就能通过人为地提高利率，将世界资本吸引到美国国内，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者和金融市场控制者，促进了其金融市场的繁荣，金融市场的繁荣又支撑了美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从而增强了美国的军事和货币霸权。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美元变得短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和产品无法获得，还欠下了巨额美元债务。这些美元债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银行凭空创造出来的贬值的货币，却要求发展中国家用出售资源产品和产业的货币来归还。其次，美国利用军事霸权与货币霸权，将发展中国家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资本积累体系。军事霸权体现在，自卡特总统第一次发声明表示美国准备运用军事手段来确保中东石油不间断地流入全球经济，美国获取这种控制力的需求就一直不停地稳步上升，布什政府在中东的军事介入就是一个证明。⑦货币霸权体现在，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时，以低利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债务，以便为本国过剩商品寻求出路，并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依附于债权国。但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本国经济发展需要，美国开始大幅提高利率，使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债务急剧上升，例如1999年巴西的债务利息占出口收入的69.3%。利用债务危机，美国政府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拉美等国家开出结构性调整方案，比如“贝克计划”“500天方案”“休克疗法”等，从而迫使这些国家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放弃资源国内保护政策、开放价格、放松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开放金融市场等改革措施，促使了以美国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资本积累体系的生成。最后，全球产业链的不断扩张为美国资本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全球市场上，美国利用其军事与货币霸权地位以及信息技术创新对核心技术与标准品牌的控制能力，将其产业链分配到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廉价获取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率。根据一份统计显示，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其次是日本，达到139家，美国排名第三，只有60家供应商。而在对2010年iPhone的利润分配中，苹果公司取得58.5%，韩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占据约10%，中国只占1.8%。⑧再如2003年时，美国人口大约为2.91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4.6%，但其能源消耗量却占世界总量的23%，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消耗国。此外，根据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资源所带来的制造业成本降低，也为美国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受国际竞争影响较小的公司能在维持美国工人实际收入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获得较高利润率。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公司之所以获得产业持续扩张和高资本积累率，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财富、资源和资产的变相掠夺基础上，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资源控制权依赖于美国的军事与货币霸权，这种霸权同时是建立在对全球短期资本的吸引与庞大的债务积累基础上。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5年，美国贸易逆差从0左右增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左右，其他国家(地区)拥有的美国资产与美国拥有其他国家(地区)资产的差距从80年代开始不断扩大，2009年第四季度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资产达到15.4万亿美元，是美国持有国外资产的两倍多，可见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依赖不断增强。而这种由债务产生的对其他地区的依赖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必然随着债务崩溃与信用紧缩而使整个资本增殖条件恶化。例如1994年墨西哥爆发的金融危机，1997年5月从泰国开始，一直延伸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后来拉丁美洲国家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等都证明了这一点。⑨此外，对发展中国家财富、资源和资产的变相掠夺同样具有不可持续性。随着全球产业链发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技术和外汇收入有了积累性的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这些国家逐渐减少将外汇收入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比率，而将越来越多的外汇收入投向拉美等南方国家。例如中国宣布向菲律宾每年提供20亿美元、连续3年的一揽子特别贷款；通过向南方国家提供有关天然资源开采的慷慨条款，以更少的政治附加条款并免除昂贵的咨询费提供大额贷款；以低于北方竞争者一半的成本在偏远地区兴建大型基础设施。石油国家同样也将其贸易顺差投向了南方国家，例如委内瑞拉用提高油价所获得的利润为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手提供24亿美元贷款、购买厄瓜多尔3亿美元债券。随着资金日益充裕，再加上渴望收回对本国经济政策的控制权，南方国家都赎回了债务，把接受的国际基金组织贷款额减少到最低水平。历史上，美国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等重要信贷来源的控制，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政策产生巨大影响力。拉美国家接受美国贷款的减少大大削减了美国对其的经济政策影响力。从而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受到挑战，亚洲国家与拉美国家在经济上具有越来越多的互补性。这些因素使促使美国大公司获得产业持续扩张和高资本积累率的增殖条件不再继续，所以，从资本增殖法则主导的资本积累体制变迁的内在规律来讲，这些恶化的资本增殖条件是新自由主义危机的最根本原因。
四、世界经济秩序变革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探讨
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增殖条件恶化后，其国内实体经济不断“空心化”、收入差距拉大、失业率不断上升的问题也不断激化。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1980年的21%下降到2016年的8%，2009年以来，美国真实失业率达到20%以上。随着就业情况的不断恶化，美国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1978―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的财富额从7%上升到22%，90%的家庭收入处于长期低位徘徊。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特朗普将危机的根源指向了精英阶级与现有的经济体制，从而得到中下层民众支持并获得大选。特朗普上台后，逐渐减少对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的控制与支持，对内通过大规模减税来减少企业负担，从而吸引制造业回流、改善就业现状，对外则发展一系列的产业保护政策，来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短期内这种资金回流与贸易保护所带来的美国经济状况改善都是建立在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基础上，以往亲密的盟友们开始意识到调节旧有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在2017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示，德国和欧洲是时候应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弗里兰也对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说,“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已经开始质疑其全球领导角色的真正价值，这让我们更应关注确立我们自己清晰和独立路线的必要性”⑪。不仅德国、加拿大正在寻求一种保障来抵御美国这种全球后撤所带来的风险，澳大利亚、法国、墨西哥等国家也正在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与全球定位。美国对国内危机的过多关注同时也给许多被剥削已久的发展中国家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事实上，像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并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商业银行贷款与海外援助，最终都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同时伴随着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模式产生普遍怀疑。⑫而东亚和东南亚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条件的改善，这些国家既没有奉行新自由主义模式，也没有实施结构调整计划。中国在这场危机更是保持了令西方国家羡慕的平稳增长趋势，赢得世界广泛好评，有关于“中国模式”的字眼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关注。二战末期，美国曾以互联网与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带领人类走向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目前，美国也是作为互联网、二维码、大数据等技术的奠基者与领先者，而中国则利用对这些技术的延伸开发利用，创造了电子商务、电子钱包、移动金融、直播、020、共享单车、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一个个科技奇迹，其中，人工智能与移动支付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引发全球关注。并且，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这种中国技术与中国移动生活方式被大规模复制于海外，越南、老挝、泰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先后引进中国高铁技术；印度版的支付宝、新加坡版的饿了么、欧美版的共享单车等都体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全面复制。根据1993―2015年各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排名前四的分别为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这些国家都是深受中国发展模式影响的。中国在这场技术浪潮中，输出的是技术与模式，服务的则是当地人民，这也许就是与全球霸主美国所引领的潮流的区别。英国知名金融科技学者克里斯•斯金纳更是认为，“中国正在借助金融科技变成一个更加公平的国家，如果照这个趋势……引领第四次人类变革的中国浪潮来了”⑬。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受资本增殖法则主导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积累体制在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中开始走向衰落，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不断积累、合作的加强以及对本国经济控制权的迫切收回，美国对这些国家的资源掠夺与经济霸权具有不可持续性。同时美国也面临国内经济的各种问题，特朗普政府则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试图解决国内危机，这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发展模式的调整问题，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西方大国相继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并派代表团出席了2017年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中国模式”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可见，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发展模式变革的必要性，这必将引起世界经济秩序的变革。中国则在这场变革中起到一个带头与示范的作用，其在国际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并用“中国模式”给世界提供了一条发展的新思路：既要融入国际秩序，又要真正保持独立、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政治选择，通过创新和实践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而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发展模式，一个国家需要创造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然而，世界各国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世界发展理念下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发展动力，从而提高竞争力。但一国的发展模式由于其历史经济文化等原因，加上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发展联系紧密，这种发展模式变革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充满博弈与斗争。因此，各个国家应该强调加强协调与合作，建立更加平等、互惠并谋求共同发展的新型伙伴关系。而发展中国家间合作所带来的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也必然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促进更加平等、互利和法制化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只关注本国利益，通过竞争性贬值和贸易壁垒等方式，以牺牲他国利益来保护本国经济结构，是一套过时的心态，将与当今全球经济形势格格不入。
注释：
①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等《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上）》，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0期第30至38页。
②周思成《利润率与美国金融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危机的阐释与争论》，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2卷第3期第144至165页。
③特伦斯・麦克唐纳、迈克尔・里奇、大卫・科茨等《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⑥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道路》，载于《红旗文稿》2012年第10期第14至16页。
⑦哈维《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⑧DedrickJ,KraemerKL,LindenG.Thedistributionofvalueinthemobilephonesupplychain[J].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011,35(6):505-521.
⑨刘迎秋《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载于《理论参考》2010年第1期第12至21页。
⑩谢富胜、吴越《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特朗普经济学》，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6期第66至74页。
⑪爱德华•卢斯《失衡时代的美国盟友与对手》，载于英国《金融时报》2017年7月6日。
⑫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石高宏 李梦园 冯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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