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型技术进步中国经济论文
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分析
(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
从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经历了规律性的演变。Kuznets(1971)对经济增长中主要指标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归纳总结，概括出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从初级阶段转到高级阶段的一般程式化事实。本文应用了经济增长核算检验方法(Chow，1993;Heytens＆Zebregs，2003)，建立由劳动和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总量生产函数，以度量投入对产出的贡献，其中不能被投入增长所解释的残差，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用来衡量技术进步，表示投入保持不变时的产出增长。假设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Y=AF(K，L)其中，Y、K、L、A分别为时间t时的产出、资本存量、劳动、技术水平。生产函数对时间t求导，所有项除以Y得:G(Y)=G(A)+αG(L)+βG(K)式中G表示变量的增长率，α为劳动生产弹性，β为资本生产弹性，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弹性的和等于1。左右两边减去G(L)并整理得:G(Y)－G(L)=G(A)+bG(K)－βG(L)在很小时间的变化下增长率的差可近似为差的增长率，上式可以近似为:G(Y/L)=G(A)+βG(K/L)即G(A)=G(Y/L)－βG(K/L)Abramovitz(1993)应用了上面的方法分析了美国1800－1966年的经济增长数据。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功之前，即1800－1890年间，资本收入份额呈上升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小于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的贡献，同时资本劳动比率大于劳动生产率;而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的经济走向成熟，1890－1966年之间表现为资本收入份额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和贡献率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可见，美国经济增长历程符合Kuznets(1971)总结出的阶段规律，在工业初期增长依靠资本表现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后期增长依靠技术表现出收入分配的均衡化。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能成功地从初级阶段转变到高级阶段，如苏联就陷入了初级阶段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转变到高级阶段(Ofer，1987)。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符合这种规律性的转变，以及能否走向持续发展的道路呢?我们应用上面的增长核算检验方法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产出Y选用国内实际生产总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公布的1978－2012年名义GDP和基于1978年不变价格的GDP指数，可以计算出以2000年不变价格的实际GDP。计算公式如下:各年实际GDP=92214．6*各年基于1978年GDP指数/759．9劳动L选用就业人员总数，为了与GDP流量概念一致，需要对统计年鉴公布的年底就业人员总数与上一年人数进行算数平均，从而得到年中就业人员总数。资本存量K的估算普遍采用的是永续盘存法，具体公式如下:Kt=It/Pt+(1－δ)Kt－1其中，Kt表示t期的资本存量，It为在t期时以当期价格计算的投资额，Pt为t期的价格指数，δ表示折旧率，Kt－1表示上一期的资本存量。用统计年鉴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来衡量当期投入生产并对产出有贡献的投入It。衡量价格指数最合适的指标是统计年鉴1991年起开始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这样1990年以前的指标只能用其他的价格指数来替代，本文采用投资隐含平减价格指数来替代1991年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至于折旧率，则没有很好的衡量方法，统计年鉴中指出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对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的基础，只能应用规定的统一折旧率。鉴于此种情况，本文采用了Holz(2006)的估计方法，设Kt=Kt－1+ItPt－It－其中，λ表示资本在λ年之后退出生产，在Holz(2006)的设定中λ=14，这样的假设避免了引入固定折旧率所带来的误差。根据这种方法本文计算出2004以后的资本存量。在模型中资本收入份额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和为1，因此计算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也就知道了资本收入份额。本文采用李宾(2009)的方法来计算劳动收入份额α，具体思路是分别计算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然后加总再除以当年的名义GDP。农村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运用以上数据和方法对2007年以后的时间序列加以补全，结果见表3。
(三)结果分析
将得到的数据带入增长核算公式中可以求出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本文将中国经济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几个阶段，应用上面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每个阶段的数据进行平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从此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与之相对应，198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达到第一个峰值;1985－1988年间，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从而促使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同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1989－1991年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僵持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衰退，在1990年跌至谷底;1992－1995年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加速了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全要素生产率直到1994年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贡献上升到60%左右，不过随后呈现出下降趋势;1996－2000年间，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降并在1999年降至一个谷底;2001－2006年间，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回升，并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2007－2012年间，随着北京申奥的成功，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拉动了新一轮的资本投入，资本劳动比率大幅度超出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降为负值，同时相对贡献率降至最低。改革30多年来，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而起伏，但没有使经济持续增长，这说明改革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只起到一次性推动作用，而随着改革空间变小对经济的影响也逐渐变弱。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比率逐年递增，而资本产出比率则先上升然后下降，近年来又呈现出上升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Kuznets(1971)的评价标准，中国经济先从初级阶段转变到高级阶段然后又转回到了初级阶段，而在中国的高级阶段期间即1985－199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达到60%并没有达到像在美国高级阶段中的80%左右，从而表现出一种混合类型的增长模式。下面本文解释这种增长方式形成原因以及指出转变到高级阶段的增长方式。
二、经济增长现状成因及转变方向
技术进步来源于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进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这种技术是发达国家在面临劳动力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研发出来的，属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所谓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最早由Hicks(1932)提出，指的是在特定的资本劳动比率下能提高相对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下面就即于这种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以及说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
(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初级阶段
假设一个单位等产量曲线i，该曲线表示生产单位产量时所需要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的组合轨迹。它可以表示为F(K，L)=I，对两边取导数得FKdK+FLdL=0，即FL/FK=－dK/dL。也就是说，劳动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比率可以用与等产量曲线i相切直线的斜率来衡量。由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定义可知，随着这种技术进步的推进，FL/FK将下降，这可以由图1中过b点切线的斜率小于过a点切线的斜率来表示，这样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就如图1中i曲线的非平衡移动所示，其特点是K/L比率越大，技术曲线向原点移动的距离越大。从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可以看出K/L逐年递增，而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资本的边际产量会下降从而导致资本的价格下降。当发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时，这种技术进步会提高资本的边际产量从而阻止了资本价格(γ)相对于劳动价格(ω)的大幅度下降，在工资与租金比率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中国的经济由点a移动到新的均衡点c，资本劳动比率由OA上升到OB。因为K/L增加而ω/γ不变，可以推出γK/ωL增加，即资本收入份额增加而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根据增长核算的公式可以看出随着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可见，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下，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符合中国经济增长在初级阶段中经济指标的变化，初级阶段的增长模式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过程，但是需要及时地转变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正如本文下面将要证明的，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是要结合中国的资源禀赋，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的优势，通过由劳动力与技术相结合的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来实现向高级阶段的转变。
(二)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高级阶段
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被定义为在一定的资本劳动比率下，使劳动边际生产率(FL)相对于资本边际生产率(FK)增加的技术进步，即FL/FK会变大。如图2所示，过b点切线的斜率大于过a点切线的斜率，这种技术进步曲线的特点是资本劳动比率越小向原点移动的距离越大。从图2可以看出当工资与租金的比率不变时，K/L将会变小，即γK/ωL下降，也就是说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会诱使劳动收入份额增加，而这正是中国走向高级阶段所需要的。但从发达国家的高级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出工资与租金的比率呈现增长的趋势，当工资与租金比率从(ω/γ)0增加到(ω/γ)1与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时发生时，经济均衡点从a移动到点c，资本劳动比率K/L由OA上升到OB。在偏向型技术进步下由于替代弹性小于1，即使资本劳动比率K/L上升，也会导致资本收入份额下降和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根据增长核算公式可以推出全要素生产率也会上升。可见在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中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与发达国家在高级阶段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如果中国采取这种技术进步，则可以在充分利用人力资本优势的同时，避免收入的不平均和巨大的能源消耗来实现可持续增长。
(三)利用诱致性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引用发达国家的技术，然而使用这种由发达国家开发出来的利用资本而节约劳动力的技术，会使资本收入份额上升，收入不平等加剧。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努力使引进的技术合乎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是必要的。通过开发或改进适宜的技术，不但不会牺牲经济效率，而且能促进效率和平等。这种适宜技术可以通过诱致性技术创新来开发出来(速水佑次郎，2005)。图3反映了典型的以引进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类型，其中，i1是由发达国家开发出来的符合相对资源稀缺性的适宜技术，是从创新可能性曲线I所包络的许多单位等产量中选出的，使发达国家在高工资利率比率Pd下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单位等产量。当中国引进这种技术进步时，生产点从a移动到b，资本劳动比率提高(从直线OA到直线OB)，资本收入份额增加。此时中国就可以通过开发像i2这样在c点上与I相切的等产量，使生产成本最小化。在资本劳动比率为直线OB的斜率时，均衡点移至c，这一点上的均衡工资利率比率就是直线P2的斜率，它大于直线P1的斜率。因此，随着技术从i1变到i2，劳动收入相对资本收入增加了。根据诱致性创新理论，因为技术i2比技术i1更有效，所以技术i2会在追求最大利润的私有企业家的努力下开发出来。然而中国私人企业家用于研究及开发的投入有限，同时受要素市场和制度的制约，所以单靠私人资本家很难开发出像i2这样的技术，这就要求政府和市场共同努力。
三、结论
通过经济增长核算验证方法，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尚处在资源消耗大、增长依靠资本投入、收入不平等的初级阶段，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依靠人口红利获得了高速的发展。目前，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消失，很难再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依靠资本投入也不能再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研究发现，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能使经济增长方式由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这里的技术进步指的不是单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而是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的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要想获得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可以依靠诱致性技术创新来实现。诱致性技术创新主要依靠知识创新和技能培训，而知识创新和技能培训又依赖于受过深度教育的高级人才。由于深度教育的回报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技能会需要很长时间，开发出广为应用的技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造成教育短期回报率低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增加教育与科研的投入。不能抱有短期内获得教育投入回报的期望，必须做好长期的准备。在教育内容方面不仅要增加一般高等教育的投入，还要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这样才能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禀赋使投入更有效率，维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此外，我们要加快以市场为导向的基础性改革，包括要素市场改革和完善产权制度。由于中国政府对银行业的垄断，目前的要素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定价扭曲现象，导致资本价格偏高，而相对于高昂的资本价格，技术型人才的市场定价偏低，这在源头上导致了不重视职业技能的提高。而深度教育的社会回报率则更是被严重扭曲。因此，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要素价格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同时，政府还要加强产权保护，完善专利制度，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诱致性技术创新的成果，创造良好的环境鼓励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的有效结合，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进而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作者：张云辉 王天尧 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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