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国际贸易研究
尽管国际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依然没有达到经济学家所预期的理想水平,根据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模型计算的国际贸易量应该比实际贸易量更高。基于此,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求传统经济学理论之外的其他因素考察国际贸易。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不仅仅包括传统的运输成本、贸易壁垒和关税等,而且包括产品搜寻成本、关于产品质量和贸易伙伴可信度的信息采集成本、法律成本、控制成本和汇兑成本等。贸易壁垒的存在以及交易成本过高,必然会阻碍国际贸易增长。然而,社会资本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所以,金融危机后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中的社会资本,力求弄清社会资本是怎样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功能
社会资本的定义和内涵还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性的生产要素,有的学者将社会资本视为结构性的制度要素。如果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性的生产要素,那么它就可以取得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并列的地位;而如果将社会资本视为结构性的制度要素,那么它只能是改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润滑剂而已。而实际上,在各种社会资本的界定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自相矛盾,即既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性的生产要素,同时又强调它的结构性特征。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定义中使用的术语广泛地包括合作规范、信任和使人们得以集体行动的网络。在国际贸易学领域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信任尤其受到关注(杨宇、沈坤荣,2010)。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改善国际贸易增长源于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主要包括:①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信息分享,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②社会资本能够改变个人偏好,提高人交易的概率。交易的概率越高,双方未来合作的概率就越高,未来的合作可以补偿今天合作中的损失,合作均衡能持续存在;③社会资本能够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良性的模仿行为。共同的道德规范可以弥补缺失的正式制度,促进市场机制有效运行;模仿好的行为可以促进合作,提高经济活动效率。④社会资本能够解决外部性问题,降低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减少利益冲突,提供部分公共物品。社会资本的这些积极功能意味着社会资本可以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二、社会网络与国际贸易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网络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克服非正式贸易壁垒,产生净贸易创造效应。其解释如下:①在法律和正式制度不能发挥作用或效力较弱的环境中,社会网络可以通过道德、习俗和规范来维持彼此间的信任,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②社会网络所有参与人对违反道德、习俗和规范的人的合作惩罚机制发挥作用。在重复博弈均衡中,参与合作的每一个人的最优策略就是永远拒绝与曾经欺骗网络内任一成员的人打交道。③社会网络具有信息传递优势,能够让买方更容易找到卖方,能为买卖双方提供充分的价格信息,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社会网络对国际贸易除了具有净贸易创造效应外,也会有动态效应,包括动态无效性和动态经济有效性。社会网络的动态无效性的原因如下:①由于交易商必须向人支付高额工资,所以长此以往,交易商不愿再维持或遵循“集体主义策略”,从而就会阻碍社会网络带来的静态贸易增长。②现有的社会网络阻碍了相应的制度创新。在社会网络过于发达和强大的地区,社会网络可能会使得本来可以确保合同执行的法律等正式制度的作用减弱,甚至完全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社会网络具有动态有效性的原因如下:①对于遵循“集体主义策略”的交易商来说,如果厉行节约,减少对人的工资支付,那么将在不完全的金融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融资,进而促进贸易的发展;②社会网络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吸纳更多的外部交易商,其成本比支付高额工资成本要低。显然,社会网络对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网络对于新成员的开放程度(刘庆林、綦建红,2004)。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国际贸易对社会网络的未来需求就趋于减少,这有可能导致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中的有效性萎缩。例如,国际商业仲裁机构的出现,提供了争端解决的私人方式;而信用证交易方式的普遍运用,既能将部分商业信贷风险转嫁给银行,减少了买方违约的风险;又允许买方在货物质量检验之前延迟支付,减少了卖方违约的风险。可以说,社会网络被法律和制度取而代之,对社会网络自身的需求因此而降低。但是,另一方面,移民人数的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使社会网络的供给却持续增加,有可能提高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移民人数的增长,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网络扩大化,不仅可以促进移民国家与移民来源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发展,而且此类供给可以拉动需求,由此增加对社会网络的需求。只要社会网络的供求处于不断变化中,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就值得关注。
三、信任与国际贸易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通过改变交易成本实现的。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交易成本可以定义成为了获得贸易收益而出现的摩擦成本。尽管人们难以给出交易成本的可操作性定义,但是,研究表明,交易成本非常之大。VanDalen&VanVuuren(2003)研究显示1997年荷兰29%的工作人员聚集在贸易部门。国际贸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寻找潜在贸易机会、签订合约以及合约执行和控制,每个阶段都会带来交易成本。在第一个阶段,买方寻找关于偏好产品、潜在供应商的信息,如果产品没有生产出来,买方还必须要求生产商进行生产性投资。卖方通过市场活动寻找买方。由于信息不是免费的,也不是完善的,更不容易获得,所以这些活动都会产生交易成本。贸易商必须进行投资以寻找相关信息。显然,在国际环境下,由于语言、文化差异以及信息分布不同,交流更为困难,这就产生了较高的交易成本。降低这个阶段的交易成本涉及到两个必要的特征:第一,关于商业机会的信息必须能够传递到商业团体内所有感兴趣的成员;第二,必须保证这个信息是高质量的,也就是信息必须是真实可用的。传递可靠信息是网络的特有功能,网络成员间的共同信任增加了信息质量。Rauch(2001)和RauchandTrindade(2002)研究了共同的商业伦理网络在解决关于商业机会的信息失灵中的作用,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Combesetal.(2002)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商业网络和社会网络滋生信任,有助于减少法国的信息贸易壁垒。在合约签订阶段,交易成本就是合约条款讨价还价成本。双方必须确定如何获得合理回报,如何确定合约内容。双方不可能在合约中确定所有细节问题,因为这样做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有些安排也难以被第三方证实。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有些问题也难以预见。在国际背景下,合约签订更为困难。贸易双方必须了解对方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商业规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例如,在英国,人们惯于记录每一个细节,而在其它文化环境中,如荷兰,人们却只记录合约的大致框架,细节留待以后合约履行时再补充。这些差异常常带来一些误解,因为记录所有细节问题常常让对方觉得自己不被信任。为了解决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认知问题,贸易双方常常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以获取相关信息,这就使得交易成本过高。然而,高水平的信任可以使贸易双方求助于贸易中介及其他专业的咨询机构来签订合约,也可以增进不同文化价值背景的贸易双方的相互理解和适应,建立长期的交易合作关系,节省交易成本。在合约执行及监控合约执行阶段,都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尤其涉及到远距离贸易。监控意味着贸易双方检查另一方是否按照合约承诺的内容行事,如果没有,则下一步就意味着强制执行合约。最普遍的强制执行方法就是启动法律程序,尤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极其麻烦。贸易双方在法律程序中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外国人常常感觉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为存在取证问题,第三方诸如法官通常难以确定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价值,所以,诉讼程序的结果相当不确定。但是,高水平的信任使得贸易双方都相信对方会按照合约承诺条款履行合约,不需要严格的监控程序,这样就降低了合约执行成本。另一方面,即使一方违约,合约需要强制执行,高水平信任也会使合约一方相信违约方在司法程序下能够强制执行合约。不少研究也证明了高水平信任在减轻贸易壁垒、提高贸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际贸易增长方面的作用。如,DenButter&Mosch(2003)运用贸易引力模型采用跨国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信任水平较高的地方,贸易规模的确较大。Nupia(2009)提供了一个博弈模型研究了信任如何影响贸易增长,他发现,为了实现贸易,社会需要最低水平的信任,但是,一旦这个最低条件达到,只有信任水平足够高,才能实现更大的贸易量。这一结论为上述实证分析中信任和贸易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提供了解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信任水平低的地方,贸易量就一定低,因为Nupia(2009)的研究还发现,制度能够弥补信任水平低的缺憾。这意味着,在低信任社会,可以通过提高制度水平来增加贸易。这一研究结论为一国如何促进贸易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四、结论及建议
显然,社会资本,不管是社会网络还是信任,都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国际贸易增长。因此,在其他禀赋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改善社会资本达到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目的。具体地说,政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政府通过做一些积极的事情以维护现有的社会资本及促进社会资本的生成。事实上,社会资本需要正式的国家制度去培养与呵护,政府与社会自发团体是一种共生的、协同的关系,有效的政府制度为公民参与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公共机构的参与推动了普通公民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稳定与发展,促进这些规范和网络运用于贸易增长目标。二是政府通过阻止一些事情来减少社会资本储备的消耗。社会资本常常是宗教、传统、共享历史经验及其他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的副产品。当政府开始从事那些本该由民间组织或公民社会来承担的活动时,政府将会给社会资本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果政府阻止对这些领域的过度干预,或者主动退出本该由民间组织承担的活动领域,则可以减少社会资本储备的消耗。
作者:杨宇 张莉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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