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背景下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一、关于世界经济危机下对我国经济问题的几种看法
自２００７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次贷危机迅速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全球范围内众多的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纷纷倒闭，全球经济进入严冬。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央出台了４万亿救市的计划，制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消费、刺激内需。各地方也积极配合政府的号召，各种刺激内需的方法纷纷出台。然而中国经济问题是否只是单一的内需不足问题，这种内需不足是否只通过简单的刺激就可以解决？关于如何看待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发生的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由世界或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是最多的。第二种看法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存在问题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持这种看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发展方式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即使没有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问题。第三种看法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难的原因与其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学界的孙立平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看法，即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即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困难；内因则是我国处于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过程，而这个转型却迟迟转不过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如此多的产能，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严冬时期［１］１７。我个人基本同意孙立平教授关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论述，但认为，这种内因更是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性硬伤―――造成的畸形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出：尽管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由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故中国目前发展遭遇的困境，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以致农村市场需求发育不足的问题。
二、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我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大量从农村汲取资源，通过农业税、“剪刀差”等形式将大量的农业积累转为工业积累，并采取“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即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在城市和农村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体制，实施城乡不同、工农有别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形成了迄今为止还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经普及的医疗保障，农民居民却只是最近两年才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的照顾，并且还没有普及。另外，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项重大支出就是教育，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农村居民自己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费用。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此严重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种由于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内需不足，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变，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我们国家的今天就是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完善社会结构、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第一，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是与农业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各类生产性消费，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产品的边际投资产出，农民可将节省的资金投入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增加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市场的有效需求，进而刺激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测算，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业总产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系数为０．６４３，即每增加１元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农业总产值将增加０．６４元。并且，这个贡献具有长期边际收入效应［２］５９。但是，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就拿对农业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设施来说，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几乎没有进展。据水利部统计，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８２７座。而数据显示，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的３０年间，我国共建成大、中、小（１０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８．６万座。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８７０８５座。８２７对比８７０８５，３０年来我国农田水利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３］２５６。且这些水利设施多数年久失修，几乎不能使用，每年数千万亩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现在农村居民大多数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购买水泵、水管、电缆等设备，这一套下来要花掉两千元左右，使种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区出现抛荒现象。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短期就可见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决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避免失业危机，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金融危机发生之初，农业部调查给出的失业民工人数为２０００万。如此大数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为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而使他们被迫离开的乡村，如果再没有工作，就更恶化了他们的生活。如果利用这支庞大坚实的劳动力队伍大力进行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但可以为农村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外，他们通过建设工作获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了工作，人们就可以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恢复。
第二，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义务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行政法律等。与生产性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更是少之又少。可怜的九年义务教育到了农村地区也大打折扣，不仅教育条件差，而且农民自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教育费用。其它的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更是没有。其次，在其它国家都是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却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８亿农民只能自己攒钱自己保障。几十年来农村居民一直怀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处境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别有病，否则一人有病、全家致贫。另外，大多数农民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养老体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劳作和子女的供养。农村居民惧怕变老，惧怕生病。上学、医疗、养老成了农村居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他们不敢花钱，也没有钱可花。这不仅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更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出口严重受阻，内需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的情况下，建立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通常我们都会以为，社会保障要花钱，必须等到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多的时候才有能力进行社会保障，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保障领域经常听到的声音。然而，在３０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也很糟糕，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也不好，然而却坚定的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结果社会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反倒为走出大萧条和美国之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其直接原因是穷人借此度过了经济危机，人们建立起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人们可以花钱了，这就解决了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传统经济危机的重要问题。这同样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危机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最大的机遇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完善
在这场经济危机的大讨论中，人们经常说得一句话就是，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前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进行社会改造，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国家可以加大投资保持ＧＤＰ的增长，可以改进技术、改变生产方式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如果这些东西都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应对今天的经济危机，激活内需尤其是激活８亿农民的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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