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推动近代工业建筑再利用探究　

1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在城市更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着眼点[1]，创意城市是推动文化经济、城市品牌的重要关键[2]。通过创意产业来构建创意城市，通过创意城市的产业联动来推动城市历史街区的更新和工业遗产的再生[3]。

1.1城市更新的相关研

国外城市更新研究主要以解决城市衰败区多方面的问题，对改善城市更新中存在的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等进行探讨。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开始强调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加大对耕地保护的力度，城市建设逐渐由外延式拓展转为向外拓展和内涵式更新并行发展。在此背景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城市更新实践，城市更新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近十年来国内关于城市更新研究主要涉及到旧城改造、城市政策、城市有机更新、城市微更新等多个方面，城市更新已成为城市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4]。

1.2创意城市的相关研究

创意城市最早起源于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约翰・罗斯金和设计师、诗人威廉・莫里斯所创立的文化经济学。此后，学者们从公共政策、城市规划等不同领域对创意与城市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近年，国内学界也陆续对创意城市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5]。200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倡导下，“全球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CitiesNetwork）正式启动，从设计、民间艺术及手工艺、媒体艺术、电影艺术、美食文化、文学和音乐７个领域划分和认定“创意城市”，同时促进城市间交流和分享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至今，全球已有72个国家的180个城市获准加入创意城市网络[6]。

1.3创意产业对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作为第一批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亚洲国家，在城市更新推动创意城市发展的背景下，创意产业开发已成为两国工业遗产保护性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7]。特别是日本，20上世纪80年代起，在开展城市更新运动的同时就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条例法令对近代工业遗产进行保护，并组成了“产业遗产活用委员会”，逐步开展“近代化产业遗产”的认定工作。在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后，日本逐步建立起了“日本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CitiesNetworkofJapan），在现代城市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工业遗产认定-保护-再利用的机制体系。从既有研究来看，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城市更新和创意产业发展分别做了探讨，在城市更新推动中日工业遗产保护方面主要眼于个案分析[8,9]，但从城市更新的视角对创意城市发展过程中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整体现状、分类梳理、多元化参与等问题缺少进一步的深入探究。因此，有必要对中日两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通过创意城市发展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案例进行全面考察和比较，借鉴日本经验，从而找出中国存在的不足和瓶颈问题。

1.4研究意义

1.4.1理论意义。进一步推进城市规划学领域在现代城市更新中关于工业遗产再利用的相关政策及其问题的研究，打开城市发展政策研究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的精细化、具体化方向，通过深入的经验调查和严密的理论建构，形成城市规划学和公共管理学结合的分析视角。1.4.2实践意义。通过开展中日两国的案例比较研究，明确现阶段中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凸显“因地制宜”原则的重要性，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意城市网络和工业遗产保护体系。

2研究的内容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中日两国加入UNESCO“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20座城市中选择具有共同分类特征的4座“设计之都”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中国有2座，分别为北京和上海；日本有2座，分别为神户和名古屋。

2.2研究的总体框架

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图1）。2.2.1政策梳理与比较。分析与比较中日两国工业遗产认定、保护和再利用的政策框架。对中日两国在城市更新背景下不同类型创意城市中已有政策进行梳理，以此为基础，考察其政策体系在工业遗产认定、保护和再利用过程中的作用，分析和对比不同国别（城市）间工业遗产采用不同的保护措施和标准，其分级主要包括国家层面、省级（区域）层面、市级（地方）层面。2.2.2案例及再利用模式比较。对比和分析中日两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工业遗产转型与再利用的多元化机制。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的四种模式，即创意产业与创意产业园区相结合的模式，艺术展示与博物馆相结合的模式，商业办公模式和公园、文化街道等与景观相结合的模式。但这四种模式存在着利用模式单一、保护程度偏低等问题。在分析政策框架的基础上，本部分将对日本在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案例进行全面考察和对比，借鉴其内部转型中的多方参与机制，探讨中国工业遗产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吸收社会多方资本参与的动力机制。2.2.3公众参与度比较对于市民、社会、政府而言，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工业遗产的价值已从单纯的生产功能，演变为展示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宣传载体。工业遗产的内容不仅包含实物性的工业生产建筑厂房、仓库和车间等硬件，也包括商标、牌匾、字号、历案资料等包含民族工业情怀的“历史遗产”。为了培养“民族工业情”，提高“文化自觉性”，本部分将考察创意城市发展中的公众参与性，分析和比较中日两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工业遗产再利用项目开发对继承“民族工业精神”和提高社会的“文化自觉性”的作用。2.2.4机制建构体系比较。以“互联网+”“串联”创意城市群，以产学研结合“并联”工业遗产网。在考察和分析政策框架、案例对比，以及提高“文化自觉性”的基础上，比较中日两国创意城市网络机制构建的现状，明确中国现阶段在工业遗产“互联网+”上存在的不足点。以日本的创意城市网络为模板和理论依据，提出建立“创意城市群与工业遗产再利用信息数据平台”的初步构想，为普通市民、文创产业经营者、城市管理者、研究者们提供资源共享的平台,从而达到跨学科交流的学术意义和跨地域参与的应用价值。

3研究的目标与具体方法

在考察、分析和比较中日两国在城市更新推动工业遗产再利用案例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创意城市中工业遗产转型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瓶颈，提出构建“互联网+”的创意城市群，结合产学研为一体的工业遗产网络理论构想，初步建构“中国创意城市之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网络”运行机制。

3.1基本思路

本研究以考察创意城市发展下中日两国工业遗产再利用现状为起点，首先，将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创意城市网络”中划分的７个领域对中日两国从国家、地区、城市层面对“创意城市”发展带动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相关政策进行纵向梳理。其次，依托现有的政策框架，考察中日两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已有案例，对相同类型的“创意城市”中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现状进行横向案例对比，分析个案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潜在风险。最后，在案例对比的基础上，根据“日本创意城市网络”体系状况，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意城市网络”体系并进行相应政策设计，从而在政策方面建立起多层次的支撑保障，在“互联网+”时代下勾勒出中国城际间的“创意城市网络”和产学研相结合的工业遗产再利用协同机制。

3.2具体方法

3.2.1文献法系统收集中日两国创意城市与工业遗产再利用政策研究方面的既有文献，对其进行重新梳理和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本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重点以及分析思路，为接下来的研究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3.2.2GIS分析法。进行城市调研，以摄影、摄像等形式记录调查结果。通过GIS（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对象城市中工业遗产的空间位置、分布、形态、形成和演变等信息并进行分析。3.2.3KJ分析法。又称亲和图法。通过收集到的资料和拍摄的图片信息，根据城市与城市、遗产与遗产之间的相近性分类，提出并记录存在的问题，从而对案例进行综合分析。3.2.4访谈法。针对不同类型创意城市中工业遗产的功能转型、现实困境等具体问题，研究组将在深入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工业遗产的管理方、运营方、参与方等进行深入访谈，收集相关资料。根据访谈对象的不同，分别设计访谈提纲。在城市更新推动工业遗产再利用的进程中，政府向来起着主导作用，通过对中日两国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案例比较，结合中国国情，让普通市民、行业经营者、项目管理者、专业研究者都能融入多元化协同机制是本研究的研究重点。

4总结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是通过对中日工业遗产再利用现状的分析，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从而提出并初步建立“中国创意城市之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网络”运行机制。一方面通过研究视角的创新，从城市规划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双重视角出发，通过案例比较找出中国在现代城市更新过程中工业遗产保护体系存在的瓶颈问题，分析日本值得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内容的创意，将“互联网+”的理念注入创意城市群发展，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形式推动工业遗产网构建。

周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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