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建筑与运河的内在联系　

本文作者：赵鹏飞 单位：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生土建筑具有调节温度的作用[2]，适于居住，而且便于就地取材，造价低廉，因此成为山东运河沿线普通民众长期采用的主要居住方式。明清两代，山东运河区域经常发生水灾，每次水患后，沿岸民众需整饬甚至重建自己居所，正是这一次次的重建，延续了生土民居的建造工艺，并在延续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和革新，使得民居建筑出现了砖土墙、石土墙、甚至砖石结合等多种式样，丰富了建筑造型[3]。同时，生土民居彰显出运河沿岸普通民众的质朴、敦厚的精神，而这也正是现存生土民居所蕴含的运河文化精髓之一。

山东运河城镇中的街巷多以商业经营为主，而传统商业基本构成是以家庭式的小型零售和手工作坊为主，因而形成“前店后宅”、“前店后坊”的格局。在山东运河传统商业建筑中，非常清晰地表现了这一特征。商户在经营之初，资金实力并不雄厚，而且主要的资金都要用于商业活动，因此这时商户对于店铺的要求并不高，加上一般的商业经营并不需要特殊的场所，只需将沿街的合院式住宅或加工作坊对外设置门窗，向着街道敞开，就可成为一间简单的店铺。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经商的小型商行，依靠家人或族人合力经营，并不雇佣工人，他们的居住部分安置在离开街巷的一定位置，店铺则置于居住和街巷两者之间，因此形成了“前店后宅，店宅合一”的店铺民居的建筑模式（图2）。而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商业经济发达，流动人口多，很多外省商人来此经商往往不携带家眷，家眷留在原籍，所以刚开始经营的商业建筑中不需要过多地解决居住的问题，平面格局多为“前店后坊”制。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些大型商号，这时的商业建筑功能分区更加细化，格局则为前面是店铺，处理对外交易，后面为加工作坊，再后才为居住空间。

对于经济实力强的大户人家，其宅院与商铺往往分开，形成独门独院的宅院民居。运河岸边的宅院民居和北方民居一样采用院落形式，但院落布局顺应地形，虽主次有序，却也延伸自如，并不像传统四合院那样严格受封建礼制制约。冀家大院（图3）位于临清前关街，为明、清代建筑。明代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兖州护卫冀天仪改调平山卫临清千户所，举家由山西迁居临清所建造，后陆续增建，至清嘉庆年间冀家武德骑尉冀辉又大兴土木，使宅院愈显风采，功能逐渐完备。至道光初年，冀家大院占地已达约2hm2，房舍四百余间。院落规模宏大，布局紧凑，乃依运河走势而建。该院落主要特点是纵长方形的平面布局，空间紧凑，四周高墙封闭。建筑整体有北方高大浑厚之气势，造型精巧，工艺精湛。现存建筑仍占地约1hm2，主院仍存两进，南跨院存一进，北跨院存四进，穿厅、廊房、耳房、厨房等60余间。穿厅为主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抬梁式木构架，雕刻精美。后院还设一两层建筑，称为“绣楼”，为户主女儿居住之用（图3）。

明清两代，随着大运河水运畅通和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运河沿岸城市都发展成为富庶之地。一些官僚士夫和富商大贾为了追求优裕的生活环境，纷纷建造府第园林，论及园林数量之多，造园水平之高，则以号称“小苏州”的济宁为突出代表。根据清道光《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济宁在明清两代均有几十处的府第园林，它们千姿百态，棋布于运河之滨，深得江南园林的精髓，是江南文化沿大运河向北传播的重要见证。荩园（图4）位于济宁城北郊六里处，原为清中期济宁画家戴鉴的别墅，转给了当地官僚富豪李澍建为园林。该园总体上为东宅西园的空间格局，占地约6000m2，现存园门、方池、台榭、桥亭、厅室、假山各一；北侧为3000m2的林地一处，植有大量树龄在百年以上的银杏、黄连、糠椴等古树，曾有“尘世蓬瀛”之雅称。

公共建筑

和居住建筑相比，运河沿岸的衙署、会馆、寺庙、书院等类型的公共建筑遗存数量虽然不多，但有些保存相当完好。每种建筑类型的形成都与大运河有着特定的历史关系，同时也折射出运河文化深厚的内涵。

衙署建筑。在京杭大运河各河段中，山东运河开凿较晚，施工难度最大，而且在行运过程中经常出现河道淤浅、堤坝损毁等事故，故元明清三代均把包括治运最高行政机构在内的大量治运衙署设在山东境内。众多应运而生的衙署建筑对城市肌理和街巷布局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建筑形制上看，运河衙署一般都坐北朝南，以一条南北向的甬道为中轴线，主要建筑照壁、大门、仪门、和主体建筑大堂、二堂、三堂依次排列在这条中轴线上，然后以这条中轴线向左右展开，基本保持对称格局。规模较大者，还可以有东西两侧副轴线，依次安排建筑。运河衙署基本遵循了明清衙署的设置原则，和一般衙署不同的是，在题额和楹联等装饰方面，更多体现了运河的特色。另外，在运河衙署的特制――钞关建筑中有了明确的内外分区，仪门之外是对外部分，收取商船税金，仪门之内则是差官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临清钞关（图5）是运河沿线唯一遗存并保留下来的钞关建筑。

会馆建筑。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极大地促进了山东运河区域的经济繁荣和商业发展，使这一区域成为四方客旅、各路商帮竞相逐利的地方。商人们或挟巨资奔走南北，或行舟载货走集各地，运河商人会馆就是为他们提供贸易、休闲、娱乐、联络乡情等活动的场所。运河会馆建筑产生于明永乐年间，发展于嘉万时期，而盛行于清康乾之际,是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产物，它们的选址、建筑形制和装饰艺术都十分考究，极具特色。聊城的山陕会馆（图6）就是一座保存完好的运河会馆，它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坐落于运河西岸，面河而建，主要建筑有山门、夹楼、戏楼、钟鼓楼、看楼、碑亭、正殿、南北殿、南北楼、春秋阁等。整组建筑群布局紧凑，连接得体，错落有致，装饰华丽，是运河会馆建筑中的杰作。

寺庙建筑。元朝之前，山东西部一带的宗教信仰相对单一和纯正，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与其相对应的建筑则是佛寺和道观，另外还有供奉民间信仰的土地、城隍、龙王等诸神的庙宇。进入元朝后，这种情况随着大运河贯穿鲁西平原，大量外地人口的涌入与滞留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突出的建筑表现就是运河沿线清真寺的集中出现。当时，许多外邦商队在东南沿海港口登岸后，都沿大运河北上进行贸易经营，这其中就包括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有些穆斯林在运河沿线的城镇落籍定居，他们所建造的清真寺，多为中国传统殿宇形式的建筑，雕饰和色彩也为中国传统式样，体现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坐落于运河西岸的济宁顺河东大寺（图7）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尤其大门前檐石柱上有高浮雕云龙图案，酷似曲阜孔庙大成殿盘龙柱，在中国清真寺建筑中运用盘龙柱仅此寺独具。

书院建筑。书院起源于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机构，具有讲学、藏书和供祭三大功能。书院在宋元时期有了较大发展，但是宋代全国数百所书院大部分都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山东境内只有5所。元会通河开通后，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的繁荣，山东西部的运河区域书院发展迅速，这一区域也成为山东书院建筑的密集之地。以明代为例，当时山东境内共有96所书院，其中有42所在运河区域[4]。洙泗书院（图8）创建于元至元四年（1338年），位于曲阜城东北4km处，因“泗水经其北，洙水带其南”而得名，明清两代曾多次重修。书院座北朝南，前有神道，建筑群分为三部分，中区前后两进庭院，有大门、讲堂、正殿、两庑等建筑，东区有更衣厅，西区前有礼器库，后有神厨、神庖，是山东运河区域保存较完好的一处书院。

水工建筑

从地理形势上看，山东运河是京杭大运河海拔最高的一段。为了保证运河贯通，元明清三代都在此河段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其中有些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这些水工建筑遗存充分说明我国古代建筑与治水工程技术已经具备相当高的水平。

河闸。山东运河因建闸多，故又称“闸河”。河闸可分为2种，一种是为了船舶通航，控制河道水位,建在主航道上的船闸；另外一种是为了“引水济运”，而建在运河支流及沿运湖泊出入口附近的水闸。元明清三代，山东运河的河闸数量不一，为持续上升的趋势。据考证，元时有闸31座，明中期为48座，入清后竟达到了72座之多[5]。在众多的河闸遗存中，聊城的土桥闸（图9）是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整座河闸由闸口、迎水、燕翅、燕尾、分水、裹头、东西闸墩及侧底部的保护石墙和木桩组成，其中闸口呈南北长方形，由底部石板、立墙、闸槽构成。另外，河闸附近建有一些附属设施，如月河、减水闸、穿运涵洞等。土桥闸规模宏大、建造精细、坚固结实，兼具一定的建筑美学特征，逆流数百年而无明显变形，堪称河闸之杰作。

桥梁。桥梁是水工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运河上的古桥已经不仅是连接空间、沟通两岸的工具，同时也是建筑艺术和人文景观的结合体。建造在运河河道上的桥梁往往与周围环境结合紧密，达到曲直相通、虚实相邻、刚柔相济、动静相辅的效果。临清月径桥（图10）坐落于运河北支临近卫运河处，清代运河两岸店铺林立，商业繁华，顺治九年（1652年）商人邵以枢为方便两岸人车通行修建此桥，因河道在此处恰好呈弯月状，故名月径桥。此桥为单孔、半圆形的砖石桥，东西走向，桥身长5.8m、跨径3.1m。桥头以西是白布巷，以东为牌坊街，均有大量明清时代的民居建筑遗存。清代月径桥和在同一河道上的会通桥、问津桥并称为“玉带三桥”。此桥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3.3码头码头的基本形态是由陆地延伸至水面的石梯踏步，可以供船舶停靠并装卸货物和上下人员。运河沿岸城镇的码头建筑除了满足基本功能外，还和周围的桥梁、商铺、民居、牌楼等建筑实体共同构成了形式和功能都完善的码头空间，也同时影响了街道的走势和布局。阳谷县七级镇古称毛镇，因其码头有七级台阶而得今名，它是明清时山东运河沿岸重要的粮食运转地。七级码头（图11）位于运河东岸的镇中心，其南有桥梁，北有河闸，东为粮仓旧址。沿运河东岸为商业繁华的顺河街，码头恰处于中间位置，靠近码头的区域皆为商铺，两端则是普通民居，街道和建筑均以码头为中心设置。就建筑构造而言，七级码头由石砌踏步、顶部平台及台阶下夯土平台构成，另有水线和大量反复插拔的木桩遗迹，这些都为运河河道的变化状况以及船只停靠方式提供了研究依据。

堤坝。山东一带水源缺乏，对运河的正常行运十分不利。因此，为解决运河水源的补给问题，元明清三代均采取修筑堤坝的措施，来引水济运。引泗济运是其中主要的一项工程，这项工程的关键即在于金口坝的建设。金口坝（图12）呈东西向横卧与泗河之上，主要作用就是拦截泗河水流，使其西行进入运河。元代的金口坝为土坝，明时改建为石坝，坝石之间以铁件加固，设有3个孔洞，并置闸门以时启闭。当时所筑石堰“东西长五十丈，下阔三丈六尺，上阔二丈八尺，自地平石五层，高七尺；湫水三处，视水消长，时其启闭”[6]。坝两端建有雁翅，雁翅上方卧有雕刻精美的元代镇水兽。虽然金口坝在其后数百年里不断进行维修，但并没有大的改动，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

结语

2008年3月，在江苏扬州召开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会议，并发表了大运河沿岸城市联合申遗的《扬州共识》，这标志着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的正式启动。山东运河传统建筑研究正是基于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性研究，其目的是以传统建筑作为运河研究的切入点，通过运河传统建筑的地域特征和表现模式探求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对拓展传统地域性建筑的研究领域，保护运河文化遗产，弥补运河研究在建筑学领域的缺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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