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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建筑的表达伦理叙事功能 

中华智刊网 中华智刊网日期:2021-10-24 05:52:00人气:501

[摘要]当前一些民族自治县在县域范围内展开了利用建筑载体表达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实践,一方面凸显了民族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这种实践赋予建筑艺术特性,传达出了某种伦理价值观,因此是一种伦理叙事。本文借助建筑伦理叙事理论对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实践活动进行解读,发现裕固族利用传统文化服饰、民间故事形象、宗教信仰、传统游牧生活场景等文化符号对公共建筑进行了民族化表达的实践中,呈现了裕固族人的传统英雄观、德性观、生活观、爱情观,具有伦理传达、行为导向和传统伦理现代建构的功能。

[关键词]民族传统文化;建筑表达;伦理叙事;教化

从上世纪末开始,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县有意识地利用民族传统文化符号对县域范围内的公共建筑进行装饰,以此突出民族特色。进入新世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实践更加频繁,纷纷在原有的公共建筑上通过“穿靴戴帽”饰以传统文化符号,在新修的建筑上更加强调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应用与呈现,因此建筑已经成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成为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身份表达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从少数民族所借用的传统文化符号资源来看,其中隐含着民族传统伦理价值,具有伦理叙事功能。本文主要展现这些建筑叙事蕴含的伦理价值观和伦理教化功能,从而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伦理应用提供借鉴。

一、建筑的伦理叙事功能

人类的建筑活动并非单纯的建筑活动,建筑凝结了一个社会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和精神的诸多特性,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精神意义和价值尺度,尤其内含丰富的伦理道德成分[1]。从叙事的角度说,建筑通过象征手段和空间元素等媒介把诸多文化形象与精神观念表现在人们面前,使建筑具有“载道”、“言志”,甚至“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2]。一直以来,营造具有伦理性叙事的建造空间是古今中外建筑艺术体现其精神功能的重要手段[2]。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建筑不仅仅只发挥居住功能,它还是秩序、权力、道德的体现,《黄帝宅经》就提到:“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3]在孔子的观念中,建筑的平面格局应当具有别内外、序尊卑的规范[3],有研究者就认为传统建筑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方面渗透着儒家伦理的种种特征,儒家文化中的“礼”与“中和”观念影响和制约了中国传统建筑体系、思想、形制、审美等多方面的内容[4]。国内著名建筑伦理学研究者者秦红岭则认为建筑最深刻的伦理意涵在于:建筑是一种存在方式和精神秩序,能够给人提供一种在大地上真实的“存在的立足点”,使人类孤独无依的心灵有所安顿[1]。建筑反映社会的伦理文化和价值观念,因而蕴含着巨大的潜在教育意义。首先,建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感陶冶和品德教育方式。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建筑通过构造某种风格,用特有的象征性符号或语言形成氛围和环境,间接性地表达或投射某种“意义”,反映一定的情绪和感受,或者阐明某种思想和观念,进而使人们受到感染与教化。其次,建筑的道德教化功能具有抽象而隐性的特征,但正因为如此,它对人的品德形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和忽视的。正如赵鑫珊所说:“一座典雅、高贵和气派的建筑,应该像晨钟暮鼓那样,它日日夜夜、月月年年在提示该城市的广大居民,教他们明白做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教他们挺起胸来走路,堂堂正正地做人……这才是建筑的精神功能。”[5](P63);再次,建筑通过营造独特的教育环境来引导人的行为。建筑环境在其结构、特征和诸多元素细节中包含了特定的信息和内容,它支持或鼓励某种行为或事件的发生,限制或禁止另一些行为的出现[6](P43-46)。宗教建筑、纪念性建筑、中国传统礼制性建筑、学校建筑等建筑类型无一不具有道德教育功能。总体来说,虽然建筑只能通过“潜在叙述”用隐喻的力量营造一种有利于理念表达、价值传递和情感陶冶的教化环境,但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所说:“只有通过艺术这一媒介,一个时代最秘密的信仰和观念才能传递给后人,而只有这种传递方式才最值得信赖,因为它是无意义而为的。”[7](P59-60)

二、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的实践

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指的是以建筑作为载体来表现传统文化的内涵,是以借用传统文化为资源指导建筑创作,从而使建筑形式能够表现出特有的地域、民族文化特色[8](P7)。在裕固族的建筑文化表达实践中,主要借用传统服饰、口头传统、游牧生活场景、宗教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民族化的表达。1.裕固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建筑表达裕固族传统服饰在建筑中的符号化运用,最早始见于1999年明花乡双海子村的移民搬迁工程,2000年移民房屋建成之后,在按统一样式建成的移民房屋的屋檐上,用红色油漆漆有裕固族传统服饰红缨帽图案。2004年,为庆祝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50周年,该县实施了“穿靴戴帽”工程,对县城沿街40多幢办公楼、居民住宅楼的楼房屋顶和门面进行改造[9](P216)。用裕固族服饰“头面”图案装饰临街墙面,有些墙面上会突出“头面”上的“品”字形图案“玛尼青宝”[10](P10),有些建筑的顶部用裕固族传统服饰“红缨帽”造型进行雕塑化改造。2008年裕固族传统服饰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之后,裕固族服饰符号更加广泛地用来装饰公共建筑。之后县城以外新修或扩建的乡镇、新建的牧民定居点等建筑的墙面、屋顶都使用“红缨帽”、“头面”符号进行装饰,如康乐小镇、明花乡政府办公大楼,新建的移民定居点的墙饰、门饰都采用类似的符号进行装饰。2014年,新修建的中国裕固族博物馆外观依据“裕固族红缨帽”的造型构筑而成,之后修建的肃南县“中华裕固族西至哈志风情苑”、明花乡“西至哈志风情苑”等广场都塑有“红缨帽”的大型雕塑,雕塑以“裕固女神”命名。除了在一些大型建筑上使用裕固族传统服饰符号外,还设计了较为固定的服饰符号广泛应用在路灯、座椅、指示牌、宣传栏、垃圾桶等公用设施的装饰上。经过“穿靴戴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使得以实用为基本目标的建筑具有了民族文化叙事的功能,建筑负载了民族的文化和价值信息。2.口头传统文化形象的雕塑化表达作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失文字的民族,裕固族的口头传统非常发达。因此在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实践中,裕固族口头传统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具体实践中,《珍珠鹿》和《天鹅琴》传说故事中的民间故事形象“珍珠鹿”和“天鹅琴”成为重要的传统文化符号。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公园、广场、学校等公共场所都塑有鹿的雕塑,如1994年建成的街心公园中的“祁连神鹿”雕塑,2012年建成的“裕固族风情走廊”景区的“珍珠神鹿”雕塑,2014修建的裕固族民俗旅游度假区塑有刻有“珍珠神鹿”图案、文字的碑画,“珍珠神鹿”还是肃南“县标”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珍珠神鹿”已经成为裕固族的现代“图腾”。“天鹅琴”的形象也被广泛地运用到建筑设计中,如2007年县政府维修扩建的夹心滩公园中立有天鹅雕塑,2012在县城修建的裕固族民俗旅游度假区、2014年修建的明花乡“西至哈志风情苑”广场都辟出专区修建人工湖与天鹅琴组成的景观区①,这种场景设计与《天鹅琴》传说中的故事情节吻合。3.传统宗教文化的建筑表达2004年对县城沿街建筑“穿靴戴帽”的民族化表达中,选用藏传佛教图案“吉祥八宝”之“吉祥结”进行墙面的装饰;2007年县政府维修扩建了带有佛塔等景点的夹心滩公园,该公园成为市民休闲、举行煨桑等宗教活动的公共场所;2009年修建的肃南县香巴拉却科(大经轮),2011年被世界记录协会认证师认证为世界最大的转经轮。除修建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公共场所之外,肃南县还重建了一些藏传佛教寺院,如2009年5月重建红湾寺,2016年又重建了位于肃南县大河乡的长沟寺。公园内的藏式佛塔、世界上最大的转经轮、县域境内公路两侧的山坡上随处可见的经幡、农牧村旁的鄂博台、陆续重建的藏传寺庙都在向人们展示着裕固族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建筑也成为裕固族人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4.游牧民族传统生活的建筑表达历史上裕固族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因此,在民族传统文化的表达中,游牧文化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肃南县城中心的“肃南县裕固族民族公园”也因在公园墙壁上画有体现裕固族游牧生活场景和传统体育项目的组画而具有了一些民族特色②。2012年开始,肃南花巨资打造“中华裕固风情走廊”,在康乐乡至县城近80公里的峡谷、草原、森林等自然景区中,加入反映裕固族游牧民族特色的人文景观、历史文化景观、民族风情文化景观等景点。2014年在肃南县城建成了游牧文化中心,全方位展示裕固族游牧文化的历史。在一些乡镇的广场建设中,也力图体现裕固族的游牧历史、文化和传统生活。如2014年建成的明花乡“西至哈志风情苑”广场,就规划有专区呈现裕固族游牧生活场景和传统体育项目。2015年建成的裕固族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主要由游牧民族生活展示区、游牧生产体验区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体验区等片区组成,项目建设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在原生态环境中通过“参与式”体验、回味游牧民族悠远的历史。从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的实践来看,已经形成以县城为中心扩展至各下辖乡镇,以公共建筑为载体、以民族文化叙事为主题的公共建筑叙事空间,选取裕固族传统服饰、口头传统文化形象、民族宗教信仰、游牧生活场景等叙事者认为最能反映裕固族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建筑化的表达,主要目的是凸显裕固族的民族特色,传达了民族文化内涵。

三、裕固族传统文化建筑表达的伦理意涵

在公共建筑的叙事中,借用民族传统文化素材进行文化表达,使建筑成为一种艺术,这些传统文化素材除呈现民族文化特征之外,也反映出了某种道德观念,因此建筑艺术就成为了一种道德叙事。1.建筑实践中的英雄叙事英雄是民族共同体的典型代表,是共同体的精神礼赞和梦想,一般指的是才能、勇武过人并积极承担共同体社会责任而勇于自我牺牲的杰出人物[11](P27)。在裕固族的传统文化中,英雄叙事不仅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民歌等口头传统中反复言说,还在裕固族传统服饰和传统婚礼仪式中得到呈现。进入现代社会后,英雄叙事被借用到建筑实践中,主要体现在裕固族传统服饰“红缨帽”、“头面”等符号运用在各种建筑设计和装饰中,种种建筑实践不仅展示了裕固族特有的服饰文化,更重要的是为了纪念和传颂裕固族历史上的女英雄萨尔阿玛柯③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在裕固族民间故事《萨尔阿玛珂》[12](P15-21)中,民族女英雄萨尔阿玛珂才貌出众、武艺高强,面对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带领妇女奋勇杀敌,最终化解了灭族危机。获胜后的萨尔阿玛珂在整个部落中的威信几乎超过了尧敖尔部落首领,部落民众要求为萨尔阿玛珂立碑传颂,但萨尔阿玛柯推脱不允,她对部落首领白头目依然礼敬有加、尽职尽责地履行妻子的义务照顾他,表现出谦虚、贤惠的品德。由于萨尔阿玛珂的挺身而出破坏了部落首领管家的野心,因此管家设计离间大头目和萨尔阿玛珂夫妻间的关系并害死了萨尔阿玛珂。萨尔阿玛珂死时头顶冒血、两个乳房和后背被受惊吓的奔马拖地磨平、体无完肤,死状极为凄惨。为了纪念萨尔阿玛珂的惨死,从那以后在裕固族姑娘出嫁的婚礼中,以“戴头面”的仪式加以纪念,裕固族成年女性的服饰中的“红缨帽”、“头面”就隐含了纪念女英雄的叙事④。2.建筑实践中的民间故事形象的伦理叙事借用民间故事中的角色形象进行建筑表达,可以立体化地表达角色形象及其伦理品质。“珍珠鹿”雕塑就是来源于裕固族民间故事《珍珠鹿》[13](P173-182)。这个故事内涵丰富,即包括对裕固族人追求自由恋爱、忠贞爱情的赞颂,又包含对萨尔建夫妻勤劳、善良品质的赞美,更是对经历困苦磨难折磨而坚强前行的做人品质的颂歌。正因为萨尔建一家人的道德品质最终获得了珍珠神鹿的眷顾,珍珠神鹿不仅救了夫妻俩的小孩,还指引着萨尔建的丈夫找到了自己的家,一家人因此团聚,因此珍珠鹿对他们一家来说意味着吉祥、幸运、光明和美好,这也成为当今裕固族人把珍珠鹿当作神鹿和图腾来看待的文化传统。进入2010年后,裕固族传统乐器天鹅琴也成为裕固族建筑雕塑的重要题材之一,这同样来源于裕固族民间传说《天鹅琴》[14](P77-79)。这个故事之所以成为当前裕固族人建筑叙事的重要题材,一方面是要告诉人们天鹅琴是极具裕固族特色文化的乐器,对呈现裕固族民族特色文化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民间故事《天鹅琴的传说》中的主人公所具有的道德品质的赞颂和认同。故事主人公苏克尔整天为部落首领放牧,却仍然饿肚子,但他依然放声歌唱,不仅使他自己和其他牧民忘记了痛苦和磨难,也吸引了美丽的天鹅仙子,从这点可以看出苏克尔具有勤劳、乐观的道德品质。当天鹅被老鹰杀死之后,他伤心欲绝,还要火葬天鹅,从这可以看出苏克尔重情重义的道德品质。最后,苏克尔的所作所为也得到天鹅仙子的认可并与之结为夫妇。因此,天鹅琴雕塑叙说的是裕固族人对故事主人公苏克尔勤劳、乐观、重情重义道德品质的赞颂,同时也是对天鹅仙子漂亮、善良的肯定。3.宗教建筑的伦理叙事宗教场所承担着重要的仪式与法术功能,表达的是一种神性叙事,同时具有强烈的教谕性叙事功能[2]。裕固族人通过修建转经轮、佛塔,重建寺院,恢复祭鄂博仪式和在路边山坡上搭建经幡等建筑实践,向人们呈现了这个民族的藏传佛教信仰。由于藏传佛教的文化价值体系由伦理范畴和认识范畴组成[15],因此藏传佛教在裕固族地区的传播过程中,同时也将藏传佛教中的伦理思想传达给了信教民众。如藏传佛教的信仰突出地表现为普渡众生的慈悲利他的道德,这种信仰道德成为裕固地区传统伦理规范的主导,它要求信众奉行慈悲善良、乐于奉献。藏传佛教的伦理观念不仅存在于教义、仪轨中,还通过寺院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呈现出来。从当前裕固族地区一个佛教寺院的导游解说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伦理叙事功能。导游解说大经堂墙壁上的《和睦四友》图时说:“画面上有四种动物,即大象、猴子、山兔、松鸡,一个驮一个,在仙境般的草地上散步,藏胞认为这幅画是家庭和睦、邻里友善、生活祥瑞、世界太平的象征……提醒人们要互相爱护、和睦相处,这样才能获得生活的安宁和天神的保佑。”[16]4.游牧民族传统生活场景建筑表达的伦理叙事在广场、景区、游牧文化展示中心的建设和壁画设计等建筑实践中,借用游牧民族传统生活场景呈现裕固族传统生活,一方面展现了裕固族游牧生活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呈现了裕固族人的独特品性。在传统游牧文化的建筑表达中,一般选择打羊毛、捻线、织褐子、打酥油等劳动场景和酥油桶、石碾、石磨、木车、驼队等常用生活器物呈现裕固族传统游牧日常生活场景;选取骑行、弓箭、赛马、顶杠子、摔跤、拉棍、拉爬牛等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来呈现裕固族的生活风俗。日常劳动生活场景的选择反映出裕固族人的吃苦耐劳的劳动品性,传统体育项目顶杠子、摔跤、拉棍、拉爬牛等力量型项目的选择反映出的是裕固族作为游牧民族崇尚强壮和力量的特性。作为游牧民族骑马、打猎是必备的生产生活技能,因此骑行、弓箭、赛马体现了裕固族人善骑善射的民族特性。这些民族道德品性的呈现与裕固族民间故事中所体现出的人物德性特质高度一致,如在英雄传说或善恶民间故事的叙事中,英雄和善的一方往往具有强壮的体魄、较高的骑射技术和勤劳、善良、勇敢的品质。

四、民族传统文化建筑表达的伦理教化功能

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一方面突出了裕固族的文化特色,起到了强化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提高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的作用;另一方面,建筑向民族成员传达了民族伦理观念,使人们意识到一个民族成员应具有的着装、言行和道德品质,同时人们在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实践中重新解读了民族传统伦理观念,构建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伦理观念。1.传统民族伦理的传达功能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建筑通过构造某种风格,用特有的象征性符号或语言形成氛围和环境,间接性地表达或投射某种“意义”,反映一定的情绪和感受,或者阐明某种思想和观念,进而使人们受到感染与教化。在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建筑实践中,每个建筑都能凸显裕固族的伦理价值,传达了裕固族人特有的伦理价值观。如“红缨帽”、“头面”、“珍珠神鹿”、“天鹅琴”等符号和雕像的建构,宗教场所的新修或重建都体现了不同层面的伦理价值。“红缨帽”、“戴头面”是对裕固族女英雄萨尔阿玛珂才貌出众、武艺高强、为民族利益挺身而出、谦虚、贤惠道德品质的致敬;“珍珠神鹿”隐含着裕固族人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对忠贞、勤劳、善良、坚韧、顽强品质的认同;天鹅琴雕塑的广泛运用,显示裕固族人对勤劳、乐观精神、善良品格的强调;而宗教场所的建设体现了宗教神是信教群众日常行为规范道德法的神性监督者的伦理内涵;游牧生活场景的再现反映出裕固族人对游牧民族所具有的勤劳勇敢、善骑善射德性观的认同。正是通过建筑叙事裕固族的传统道德图像和道德期望得以具体化、清晰化,实现了民族传统伦理的传达功能。2.日常行为的伦理导向功能在裕固族的建筑表达中,通过英雄叙事、民间故事形象的道德品质呈现和游牧民族生活观和劳动观的叙事,引导民族成员培养民族德性,因此具有明显德性塑造和规范引导功能。这种导向性功能在宗教建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裕固族人在宗教场所中不仅需要遵守相关的规范、禁忌,还会重温宗教教义等规范对人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宗教场所中体悟到的神的存在感,会延伸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中,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高的道德监督者,监督着他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裕固人对外人强调宗教信仰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认为这是少数民族身份的体现;二是信仰对于他们自身日常生活的规范指引作用。调查对象不只一次地向我提到过:“只要信仰这个东西,你总会得到福报的,一个人为什么会事事顺利,更为重要的就是日常生活中信这些东西,按所信仰的宗教规范行事”。他给笔者举反例时说道:“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为什么如此胆大妄为,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没有信仰,心中没有神,也就没有畏惧感。如果一个人心中有神,他就会时刻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天在看着、神在看着,他自然而然就不敢那么做了。”3.民族现代伦理的建构功能一些学者认为叙事是一种技巧,通过叙事可以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诉求[17](P1-11),或者是通过叙事可以呈现、建构重大的伦理主题[18](P24)。进入现代,纪念女英雄的传统服饰符号被运用到了现代建筑叙事中,这种英雄观也得到了现代性解读。在肃南县中华裕固族西至哈志风情苑“裕固女神”雕塑的碑牌介绍中提到:“裕固女神景观是根据裕固族民间流传的萨娜玛珂的故事,为突出裕固族服饰文化,展现裕固族女英雄的光辉形象,将裕固族妇女的头面和红缨帽子糅合在设计当中,以鲜艳的色彩,柔和的结构线条,刚柔并济的造型特征,充分体现了裕固族热情洋溢、顽强奋斗的民族个性和精神风貌。”从这些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裕固族服饰“红缨帽”、“头面”所具有的挺身而出、奋勇杀敌、勇敢贤惠、谦虚的女英雄的传统道德意涵通过解读引申为热情洋溢、顽强奋斗的裕固族民族个性和精神面貌,从而使传统道德具有了时代特征。裕固族人宣传中华裕固族风情走廊景区“祁连神鹿”景点的资料中写道:“‘神鹿’腾空跃起象征裕固族的腾飞发展。‘神鹿’头顶珍珠,嘴衔雪莲花,寓意吉祥如意、坚韧不拔。祥云缭绕以及祁连山、红太阳象征富饶、光明与希望。”[1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裕固族人对“珍珠鹿”所隐含的传统伦理观念进行了现代解读。在传统叙事中,珍珠鹿隐含着对自由恋爱、忠贞爱情的追求,对主人公勤劳善良、坚韧、顽强的德性品质认同。在当代的解读中,珍珠鹿被建构为裕固族民族发展腾飞的想象,背后隐含着裕固族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坚忍不拔精神和吉祥如意寓意的道德叙事,建构出裕固族民族奋发向上发展的现代精神品质。裕固族在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实践中,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符号的借用使建筑不仅具有了民族文化表达的功能,同时也使建筑具有了伦理叙事和教化的功能,成为裕固族人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伦理价值观的有效方式,是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在建筑实践方面应用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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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江 黄超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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