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蒙学对启蒙教育的作用分析
蒙学中用于作为识字课本的，当时除了流传下来的《史籀篇》之外，又出现新的儿童蒙学课本《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之后这三篇经过整合，合成一篇《仓颉篇》。然而，这一时期的儿童识字课本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只有《急就篇》，其集中识字、整齐押韵、读写结合、注重实用、知识面宽、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等特点影响到之后几千年蒙学教材的编写。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段国家动乱、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各民族之间大融合的复杂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尤其是官学―――总体来说呈现的是衰落的趋势。但是，私学中的家庭教育却很盛行，成为这一阶段教育的显著特点，并留下了如《颜氏家训》这样重要的家庭教育著作。蒙学在这一时期，往往在教授儿童识字的同时，向儿童进行知识教育和学习态度、为人处世方面的教育。《开蒙要训》和《千字文》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蒙学教材。尤其是《千字文》流传到今天，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了，成为我国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本蒙学教材。另外，这一时期清谈、玄学的学术风气十分盛行，也影响到了蒙学的教学，儿童除了要阅读“五经”等经典书籍外，《老子》、《庄子》也进入了必读书目，形成了儒家思想中渗透老庄思想的教学理念。
隋唐时期，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局面，国家得到了大一统。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便是和平、开放的文化教育政策，大力发展国家的文化、教育，加强同各民族、各国的文化交流，促使这一时期的中华文明呈现出辉煌灿烂的气象，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教育遗产。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在唐朝得到了发展、完善，并一直沿用至之后的整个封建社会。它改变了自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选拔人才的办法，破除了家庭背景起主要作用的评价人才的体系，使得平民百姓也有机会得到任用，提高了广大普通人的学习热情，促进了国家文化、教育的发展，“学而优则仕”成了之后各个朝代读书人的普遍价值观。这一时期的官学体制比较完备，但私学也同样非常发达。大儒王通弟子遍及全国，曹宪以文字学的教授名扬海内，颜师古和孔颖达是著名的经学大师，韩愈和柳宗元在教授文章方面颇有建树。另外，唐朝的文学的繁荣景象，古文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唐传奇的创作等方面，无不影响到了教育的倾向。这一时期的蒙学，除了继承前代的优秀成果之外，还有新的特点，出现了一大批诗歌选本，供儿童学诗、读诗，出现了供儿童随身携带的识字课本和常识课本，以便儿童随时查阅，出现了专供儿童习字用而没有任何价值取向和道德教育作用的蒙学教材。总之，隋唐五代时期，蒙学教学内容自成体系，种类齐全，并且一直延续到清代都没有大的改变。
宋元时期也是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各民族之间文化、思想交流频繁的时代。宋朝就是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对峙。元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建立统治大江南北的政权，国家版图空前扩大，横跨欧亚大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这一时期，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它开拓了一个将近四百年的文化相当繁荣的历史时期。宋元时期的学术思想异常活跃，中华文明得到了空前发展，四大文明中的三个都诞生于这一时期。理学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对整个社会和封建时代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也都有很大程度的进步。总的来看，对蒙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一共有三个：两宋时期理学的创立；两宋时期三次兴学活动；宋元时期各民族之间的思想融合和文化交流。明清时期的封建统治延续了五百多年，其间有进步，有倒退，有内忧，有外患，有阶级斗争，有民族矛盾。然而，这段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大放异彩的时期：科学技术进步巨大，明代出现了三大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文学艺术方面，大批反映平民阶级的生活、抨击社会腐败现象的文学作品纷纷出现，并且其中不少已经闪耀着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曙光；教育领域内，保守派和革新派相互争鸣，科举制度愈加僵化，带来私学领域内思想活动的愈加活跃，社会上藏书、编书以及书院讲学的风气愈来愈盛行。如此，思想领域内的启蒙思想必然会影响到蒙学，李贽的《童心说》中，在对儿童启蒙教育提出的意见里就渗透了鄙视封建伦常，反对程朱理学，倡导个性解放的思想。中国传统蒙学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方面非常多。在长期的蒙学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呈现出很多不同于当今教育活动的特点，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非常珍贵的教育遗产，我们必须认真、谨慎地对待。
传统蒙学的教育经验
（一）识字教学方面
蒙学教育的第一任务就是教会儿童写字。识字教学也是伴随蒙学的诞生出现的教学活动。儿童进入学塾进行启蒙教育，首先就是要识字。汉字不同于其他语言，汉字的笔画、部首、间架结构等都有很多的讲究；有独体字和合体字之分；有形声、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六书”之分。面对如此复杂众多的汉字，要让刚刚接触蒙学的儿童完全掌握、领会是不现实的，而蒙学几千年发展下来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让儿童了解汉字的规律，制定适合儿童识字的教学计划。传统蒙学中，儿童在进行识字教育时，分成集中识字和在阅读书籍的过程中识字两个阶段，也称“纸上识字”和“书上识字”。纸上识字类似于我们今天给儿童用的识字卡片，有用一般纸张做成的，有用硬纸板做成的，还有用较薄的木板做成的。做法也不一样，有在正面写要识的字，反面写上同音字的；还有在正面写要识的字的楷书写法，反面则写篆书的写法的。书上识字一般用“三、百、千”作为教材，这三本书每本字数都在1000字上下，其中有重复的字，总数大约2000多字。这三本蒙学教材都是三、四字一句的短句，并且押韵对偶，儿童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背诵。如果说纸上识字注重的是一个个汉字的话，那么书上识字则开始从篇章结构上着眼，开始有意识地教儿童学习阅读，并为以后作文学习训练打下基础。唐代大儒唐彪描述儿童识字说：“生子至三四岁，口角清楚，知识稍开，即用大小木板方寸许，四方者千块，漆好，朱书《千字文》，每块一字，盛以木匣，令其子每日识十字，或三五字……”可以看出古代儿童识字教育是纸上识字和书上识字的结合。一般是学塾对儿童进行识字教育与写字教育同步进行，在描红、临摹、仿写的过程中加强儿童对汉字形体的体会、认识。
（二）阅读教学方面
阅读教学是继识字教学之后的蒙学教育第二阶段的教学。讲、读、背是阅读训练的主要环节，主要目的就是要儿童懂得一般文章的写法，并能流利地背诵多篇经典文章，尽可能多地进行词语和句子的积累。经过长期的阅读教学的历史发展，在清朝出现了《古文观止》这样阅读教学的集大成的教材。除此之外，儿童在阅读训练中还要掌握浅显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就是知道做人的道理，如何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孝悌等；考据之学就是在阅读时了解一个字、一件事物、一个典故，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是何状态；而辞章之学则是指平仄四声和对偶对仗的知识。这样经过训练之后，无论是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各项事务还是参加科举考试，都能从容应对了。
（三）写作教学方面
在传统蒙学中，写作教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科目。从某种角度说，识字教学和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儿童学会作文。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以策论取士的科举制度下，作文训练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在之前的阅读训练要求儿童不仅要把文章的词句背诵下来，而且要求儿童一定程度上对文章进行反复地揣摩、认真地体味，对文章的框架、立意等都要有透彻的理解，这样才能了解经典文章的精妙之处，自己下笔的时候也可以流畅、合理。在进行写作训练的时候，塾师在开始先要选择儿童熟悉的题目或者是前人写过的题目来练习，并且还强调塾师亲自示范，自己先作一篇，让儿童模仿。写作训练还强调量的积累，让儿童多作文，多作多改，不断地练习，才能出名篇。清代崔学古总结写作教学的经验：“讲一篇读一篇，读一篇背一篇，必令篇篇精熟乃已。积至一二百篇，或三四百篇，订成二三卷帙，时令反复潜玩，毫无一字不明，一意不达，乃为有用。”作文是操作性极强的训练，塾师教学的效果会从儿童的作文中直接、迅速地反映出来。而且要把儿童训练成写文章的好手，绝不是一天的工夫，需要塾师耐心细致的指导和儿童反复地练习。
传统蒙学对西藏当代启蒙教育的现实意义
传统蒙学有不少值得称颂的地方，在教学中注重儿童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能力，注意控制启蒙教育的节奏，注意调动儿童的学习积极性，鼓励儿童提问和创作等等都与我们现代的教育原则相吻合，而方法更加合理。西藏自治区的儿童在启蒙教育阶段就开始学习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而如何提高学习的效率，使得儿童从小就开始掌握各学科的知识，并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运用这些知识而不存在障碍，以及同时使学生具备优秀的人文素养和道德品质就成为启蒙教育应该予以重视并积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传统蒙学教育的梳理可以获得一些对西藏启蒙教育的有益启示。
（一）西藏在儿童启蒙教育阶段的教材编写上应短小、浅显、形式丰富、课文朗朗上口
传统蒙学教材在编排体例方面作者往往很下工夫，力图使儿童容易阅读与理解，所以，蒙学教材一般都是三字一句，如“人之初，性本善”、“弟子规，圣人训”；四字一句，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或五言一句，如“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力微休负重，言轻莫劝人”；七言一句，如“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晨星谓贤人寥落，雷同谓言语相符”。这些富有节奏感的教材，儿童诵读起来朗朗上口，也便于记忆。传统蒙学教材在押韵的同时，文章又凝练、概括，把大量的知识浓缩成短小精悍的语句。儿童乐于阅读，并能熟读成诵，从而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儿童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他们爱大声朗读、爱听故事、爱看图画。传统蒙学教材的编写无不遵循这个原则，使得蒙学教材没有统治者的硬性规定也能流传得很广泛，并且受到广大儿童的普遍欢迎。
（二）西藏儿童启蒙教育阶段的教学内容应尽量贴近现实，激发儿童学习兴趣
传统蒙学教育内容十分丰富。往往是几千甚至几百字的教材，就天文地理、人生百态、花鸟树木、礼仪规范无所不包。让儿童充分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社会，而因为形式的多样性，儿童接受起这些知识的时候，完全没有沉重感，而是怀着好奇的心态主动接触这些贴近日常生活的各类知识。传统蒙学之所以在封建时代广泛普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蒙学教育的内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私学非常发达的明清两代，民间盛传一句“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可见，当时的启蒙教育内容有多么贴近现实。儿童所学的都会在日常生活中用到，这对于提高学习效率，激发学习兴趣是极有帮助的。
（三）西藏儿童启蒙阶段应重视德育，并发掘丰富有效的德育教学形式
可以说，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一项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在儿童很小的时候就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贯原则。蒙学的内容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蒙学教材中体现的勤俭节约、珍惜时间、奋发向上、仁爱宽容等等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都应该让儿童从小养成，从而使他们终生受益。传统蒙学，不论是儿童最先接触的识字训练还是后来接触的阅读训练和写作训练都始终贯穿着一条原则，那就是非常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努力培养儿童的文明的言谈举止，使儿童从小就养成社会认可的礼仪规范。正因为如此，蒙学中的教育者非常注重儒家伦理道德在蒙学教材中的运用和体系。例如，《三字经》中就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等语，都是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对于天性好动的儿童来说，单纯的说教根本不会有太大的效果，所以，传统蒙学便把道德教育融入故事、诗歌等形式的教学内容中，使儿童能得到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从而陶冶他们的情操。
（四）西藏儿童启蒙阶段的教学过程应难易适中，不能过分追求卷面成绩
传统蒙学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教育者都注意教学过程要浅显易懂、难易适中。教学内容要形象生动、活泼有趣，儿童学起来才会兴味盎然。蒙学教材中会出现大量的事例和典型的人物形象，有些教材甚至就是以这些故事、传说为主要内容的，这样，非常容易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从而使他们养成喜欢读书的好习惯。儿童接受启蒙教育时，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所有的知识都需要一点一点地灌输到儿童的头脑中，如果此期间教育者缺乏耐心，向儿童灌输的知识量过大，便会事倍功半。儿童不但学不好应学到的知识，还很有可能对学习失去兴趣。传统蒙学在这方面给出了很好的示范。儿童入私塾后，最先接触到的是识字教学，然后是阅读教学、作文教学等。也就是说，儿童要先进行集中识字，有了一定的识字量，再接触比较浅显的文章。这样，儿童在进行学习的时候，就不会产生学习上的障碍。而蒙学教育中的蒙学教材都是三言、四言、五言一句这样的短句韵语，儿童读起来朗朗上口，可以让儿童对所读的内容印象深刻，甚至这些知识和道理会影响儿童一生。
中国传统蒙学教材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方面非常多。千百年的蒙学教育，造就出了无数英才。传统蒙学教材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珍珠，对传统蒙学教材进行科学的总结，一定会对西藏自治区的教育事业有巨大的帮助。（本文作者：周莹、张佳茹 单位：西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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