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媒体受众媒介素养论文
一、当下中国信息传播环境的现状
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刺激传统媒体记者开始全媒体化，受众兼具信宿和信源的双重身份。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呈现出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转移的趋势，人们逐渐习惯运用各类社会化媒体来整合自己的人际资源，各类信息依托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化媒体传播环境得以快速蔓延。现在，人们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性使我们生存的世界正在重新部落化，传统的信息生产模式现已发生巨变，技术语境的变迁赋予社会化媒体受众更多的信息权力，他们既可自行生产信息，成为信息生产的前端;也可转引他人信息，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环。面对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社会化媒体的受众解读信息的能力与其是否能够接近事实真相密切相关。因此，培养社会化媒体的媒介素养有利于受众判断力和消费信息能力的提升，从而降低盲目行为带来的社会风险。
二、社会化媒体传播中的信息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和劳动分工的时代背景下，人际交往的方式逐渐虚拟化，面对面的亲密交往行为被社会化媒体中的即时互动取代，人们对社会化媒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在传统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和报纸作为受众了解风险信息的主要媒介，具有“喉舌”和“过滤”功能，它们通过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媒体的把关功能逐渐弱化，社会化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释放了更多的话语空间，受众开始成为自己的信息把关人。Lindsay认为，各类风险事件验证了社会化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如发出预警、接收与求助救援、恢复工作以及监测事态发展和实时信息。社会化媒体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蕴含着各种信息风险，笔者认为“信息风险”是指在信息流动过程中，由于信息内容的失真、损耗或迟滞等原因从而导致谣言的生成和扩散，最终影响受众的信息决策，引起社会恐慌情绪的蔓延。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风险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西方媒体传播的信息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曾指出:风险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秩序的功能，它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社会化媒体信息流动的特点模糊了国际风险和国内风险之间的界限。一些国际风险信息在社会化媒体的助力下得以在中国境内传播，如“美国校园枪击案”“波士顿爆炸事件”“马航MH370失联”等都曾在我国的社会化媒体中引起热议。此外，信息传播空间的改变使信息传播的过程和结果更难控制。西方媒体能跨过政府的信息宏观调控，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直接向中国受众传播信息，既可以传播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又可以表达其对中国社会的态度和看法。我国传统媒体的“喉舌”功能使受众对境外媒体的报道更加好奇，因此受众并不排斥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如新浪微博中的“@美联社”有13万粉丝，尽管粉丝数量远远低于我国传统媒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但从评论和分享的情况来看，其信息具有广泛市场。基于西方国家和我国在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固有差异，外媒的社会化媒体信息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西方意识形态，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削弱我国受众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危害国家安全。第二类是盲目相信社会化媒体中的熟人信息所带来的信息风险。社会化媒体使朋友之间的现实人际关系开始向网络空间转移，通过微信、微博、人人网和QQ空间的高互动性不断加强虚拟和真实空间中的社会联系。信源的确定性使受众盲目地相信信息内容，在不确定信息真假的情况下将信息传播至下一个圈层，不确定性消息在熟人社会的快速传播容易演变成谣言且不容易被控制。谣言的传播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第三类是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报道议程设置中的信息风险。目前，我国的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多以新闻整合的姿态出现，信息更新速度虽然远远高于传统媒体，但准确度不高。在传播社会风险事件的过程中常因追求速度使失真信息广泛传播。如在“MH370失联事件”中，腾讯新闻客户端通过整合各种来源的新闻信息直播事件的最新进展。未经证实的信息导致了网络谣言的发酵，之后腾讯新闻客户端开设“辟谣专版”专门为已的消息纠错。同时，社会化媒体新闻客户端的议程设置方式中也隐藏着信息风险。议题的设置与组合安排方式建构了社会风险，社会化媒体的议程、政府议程、传统媒体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相互影响，新闻客户端在整合新闻资源时建构了信息风险，影响了受众对生活事件的态度和行为。如近来腾讯新闻客户端连续报道的“女生返校途中失联”引发了社会对女性安全的讨论。在社会化媒体场域内，与受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险信息更容易被受众关注和感知，也更易引发社会风险和道德讨论。当下社会化媒体成为建构风险信息的平台，其信息流动的特点和多元化的传播功能既能够传播积极信息，也能使风险信息更具传播力。社会化媒体受众以草根阶层为主，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也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研究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受众媒介素养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应对社会化媒体的受众媒介素养教育新路径
(一)传统媒体语境中的受众媒介素养教育
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提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英国学者凯丽•巴查尔格特(GaryBazalgette)认为，获得进入多种媒介和接触各种媒介传播内容的路径，并能对此作出明智的选择;了解各媒介使用的独特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懂得媒介的产品制作过程、制作目的，以及媒介如何应对其受众的反应;利用媒介表达思想和传播信息。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传媒大学的张开教授在《媒体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中将媒体素养定义为:媒体素养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它包括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的听、说、读、写能力外，还有批判性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当然还包括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笔者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注重受众使用媒体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侧重于培养受众面对信息时的批判性思维，并掌握甄别信息真假的能力，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传播环境。
(二)社会化媒体语境中受众媒介素养的延伸
1.受众进入社会化媒体信息场域的技术素养
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以及各类智能终端的开发利用，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已成为现代人的必备素质之一。基于web2.0技术之上的社会化媒体现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加强社会联系、文化娱乐、了解信息和学习技能的主要途径之一。技术素养是受众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认知体系，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科学技术及其产品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另一方面是具有运用科学技术和使用信息产品的能力。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终端和各类APP构成了受众进入社会化信息场域的物质基础，了解社会化媒体是有效利用社会化媒体的前提条件。首先，受众应获得硬件设备、掌握接入互联网的资源并对各类智能设备有一定的认知，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使用现有的各类设备之外，也应关注科技变革背景下所产生的各类新产品的技术特点。其次，应掌握下载和安装各类社会化媒体软件，包括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和其他社交软件。受众对社会化媒体的消费诉求不同，在了解各类App的布局特点和使用方式之后，大多数受众会在众多App中选择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产品，如今各类App纷纷推出个性化服务，明确的消费目的有利于更加有效地使用信息。再次，受众应掌握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各种基本功能，培养自身独立获取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和表达自我的能力，即发送信息、接收推送信息、分享已接收到的信息、向他人转发信息和通过评论表达自我。社会化媒体中用户会收到自己所关注的其他账户的推送信息，推送服务节省了用户搜索新闻信息的时间，各类公共服务号、新闻客户端以及关注的人所生产的信息随时会被推送到每个节点，收到信息的个人通过分析解构信息之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信息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圈或是将信息转发给其他目标对象。社会化媒体的评论则是表达自我和参与舆论建构的重要功能，评论功能的有效使用可以使受众与他人沟通思想，行使自己的公民权。现如今，各类第三方应用之间的连接极大地丰富了受众体验，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技术素养已成为社会化媒体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向度。
2.受众批判性思考社会化媒体信源的能力
受众在信息消费过程中的满意度取决于其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即选择或然率越高的信息越能吸引受众，因此，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点使其成为人们生产和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社会化媒体的信息生产者以普通人为主，信息通常在经权威部门验证前就已被广泛传播，一些失真的原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极具社会风险。由于社会化媒体信息把关的缺位、信息生产者身份的匿名性、受众信息消费高度自由以及平台的开放性等多种原因，信息常处于先被传播后被验证的尴尬状态。在2013年3月发生的“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中，各类伪造国际级权威媒体信源的信息在各大社会化媒体中大肆传播，真假难辨。国内外各大社交媒体中涌现了标示为“马来西亚官方”“美联社最新消息”或“CIA调查结论”的信源不时地披露客机行踪。例如，《羊城晚报》等多家媒体的微博了内容为“据CNN报道，马航MH370航班已确定在越南胡志明市以北100公里境内坠落”的微博，而事实上CNN的官方网站从未出现过相同或相类似的报道。社会化媒体的技术特点使信源真假更难辨识，媒体和受众都存在信错信源的风险，盲目地成为风险信息传播中的节点。信源的可信度、时效性、接近性、轰动性、娱乐性和公信力等均是影响受众信息判断的有力因素。受众在感知风险时的第一反应是向自己的熟人社会传播风险信息，以维护其群体利益。盲目传播的行为导致失真信息的多次传播，易引发社会的不安情绪。甄别信源真假的能力有利于遏制谣言的传播。笔者认为，受众可分别从信源的独立性、信源的多样性和信源的社会公信力这三个维度出发去辨识信源。受众作为其自身的信息把关人，应明晰自己的信息消费诉求，即哪些信息是其作为社会公民有权力且必须知晓的。首先，受众应思考接触到的信息是否为独立信源。信源在信息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经济、情感、政治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信源的独立性。信源与受众之间的相似性会引起二者之间的情感共鸣，易于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其次，受众不应满足单一信源的信息供给，应比较不同信源以获得准确而全面的信息。国内更大媒体、政府和社会权威的微博实名账户或微信公共服务号相对于个人信源更具公信力，在风险事件发生时，受众可考虑从权威信源获取信息。再次，应批判性地思考熟人信源的可信度。以微信为例，朋友圈中的成员多为亲密的群体成员，彼此信任度高，加之微信私密的传播情境极易成为谣言传播的利器。受众可以在众多信源中尽量选择公信力高的权威信源来接受信息以减轻假消息的侵害。
3.受众阅读社会化媒体信息文本的能力
网络中的信息鱼目混珠，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导致人们的信息消费时间十分有限，而社会化媒体中的碎片化信息与事实真相往往相去甚远。网络热门话题在提高受众参与度的同时也加速了各种不确定性的传播。此外，新信息不断覆盖未经证实的旧信息，受众在新旧更替的信息之间更加难以辨别孰真孰假，错误信息或谣言容易转移受众对真相的关注和探索，而受众的记忆也被不断碎片化。虚假或错误的信息在社会化媒体中的发酵、传播都是诱发社会风险的不安因素。传统媒体“把关人”的角色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日趋多元化，政府部门、利益集团、民间组织、权威媒体和社会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面对海量信息，我们该选择什么信息并且相信它成为考量受众媒介素养能力的标准之一?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认为，在新证据面前，真相会逐步发展，公共生活领域的真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清晰。并提出了“怀疑性认知方法”，即(1)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2)信息完整吗?(3)信源是谁/什么?(4)提供了什么证据?(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这六个步骤从媒体内容出发，清晰地阐释了受众在信息认知过程中甄别信息的可行性方式。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种类繁多，其中既包括来自事件当事人的原始信息，也包括官方和媒体对事件最新进展的权威，还可以是来自社会组织和利益体团体的广告宣传。信息的类别和形式影响着受众对信息的判断，不同的信息表达方式中隐藏着不同媒介或个人的价值观。社会化媒体受众首先应辨别接触信息的种类，探究信息编码的目的，而不应在未辨别信息种类的前提下盲目地解构文本。其次，受众应观察信息已有或缺失的内容。社会化媒体中一类信息会直接陈述事实，常见于各门户网站所提供的滚动消息或通讯社的通稿;另一类信息是将经过选择的不同事例整合为同一个事件，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引导受众的思考。真实是信息可信性的首要条件，受众在阅读信息文本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信息在叙述过程中是否再现了事件发生时的语境，涉事人物的言论是否客观公正，其对事件细节的描述是否出现前后矛盾，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否有明显的错误。同时，受众可比较来自其他信源的消息与已阅读过的信息之间是否有较多出入，最终对涉事的信息的准确性和社会价值作出综合的评判。再次，信息内容的叙述过程中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信息是真的且值得相信。各类信息陈述的事实可以让我们明确一部分已经发生的事，但仍有部分事实是未知的。在信息接触与阅读行为发生之后，我们应该思考信息在叙述过程中是如何整合不同视角的证据，以此来完成中心议题的阐释工作。本着批判性思考的原则，树立不偏听偏信的信息观念，克服先入为主的自然心理，根据个人已形成的知识体系思考信息内容，还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的方式去检索同一议题的历史背景和其他报道，尽可能多地了解确切的信息，随时关注事态的后续报道以获得更加完整的信息图景。最后，受众可以从语言的微观层面来解读信息，剔除附加在各类细节性描写之上的修饰语。文字是社会化媒体信息的呈现方式，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损耗。尽管真实的信息要求信息生产者对事件应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但个人社会背景的差异性导致信息生产者在编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通过修辞、隐喻、片段化和模糊信息源等方式融入自己的倾向性和意识形态，建构文本框架。
4.受众读图和观看视频的视觉素养
娱乐性极强的图片或视频成为受众判断是否有必要继续消费信息的重要指标之一，图片或视频不仅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字的障碍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中传播，而且还能使人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中最大化地消费信息。在网络生活中，人们常说“有图有真相”，而鲍德里亚认为图片是“超真实”的。图片或视频从情感层面影响我们对事实的感知和判断。当风险信息出现在社会化媒体中时，图片或视频的视觉冲击力和场景体验是声音和文字信息不可比拟的。信息在图片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逐渐流失，受众更是容易消解图片中的部分信息，甚至产生误读。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受众应批判性地解读图片，树立有图不等于有真相的观念。2013年在社会化媒体中广泛传播的“深圳最美女孩”给街边乞丐老人喂饭的图片在社会化媒体中被疯狂转载，但是随着信息的不断更新，这一图片被验证为假图片。受媒介技术主义的影响，美化、摆拍、恶搞或视频合成等方式能够营造出夸张的视觉效果，并引起强烈的社会舆论。受众应判断图片和视频的来源，查验信源的可信度。缺乏公信力的信源或网友自行的图片和视频中往往会出现人工合成的假图片或假视频。受众应结合信息标题或文本内容来分析图片的拍摄角度和视频的制作过程，是否会因制作人的个人倾向而影响图片的拍摄视角和视频剪辑的方式，从而误导受众。如2014年7月，一组由外媒记者拍摄的北京宜家“蹭睡”的中国人的图片引起网友热议，一部分不明原因的网民在评论中认为国民素质低，而另一部分了解事实原委的网民则将矛头指向了盲目评论的网民。而这一消息的背景是北京宜家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的习惯，并不制止这类行为，在某些家具的标识中还会邀请顾客躺下体验。受众在初次接触图片或视频时，应查验图片是否有摆拍的嫌疑，主人公身后的建筑物、行人、车辆是否与正常情况相异，最后应根据图片内容和信息标题寻找当地权威媒体的文字报道加以验证，尽可能地接近事实。图片(视频)加文字的组合模式成为社会化媒体中信息呈现的重要方式。与声音和文字相比，视频和图片通过“全景式”的视觉呈现更能满足人的好奇心和窥视欲，视觉体验使消息更为直观。现如今，社会化媒体的开放性使权威信源和普通受众都有权利上传图片或视频，网络监管疲软导致假消息和假图片获得传播空间，这既是对信息生产者的个人道德的检验，也是对受众使用社会化媒体图片新闻素养的考量。
作者：刘君荣 信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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