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与生态文明教育关系探析
摘要：由于生态文明教育有助于提高国民生态文明素养，对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大运河文化内涵丰富、类型多样，为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为此，大运河沿线地区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生态文明教育中融入大运河文化的相关内容，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融入生态文明教育元素，通过打造新型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以促进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这样既可实现在地化教育又推动大运河文化普及。
关键词：大运河文化；生态文明教育；国家文化公园
１研究背景
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横贯８个省（市），联通五大水系，是我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１］。大运河在促进沿线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以及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于２０１４年６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３２项世界文化遗产。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２０１９年２月和７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和《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相继出台，分别提出“打造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和“用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随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国家文物局等部门于２０２０年６～９月分别编制了《大运河河道水系治理管护专项规划》和《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规划》等４个专项规划，沿线各省（市）编制了分省实施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方案》和各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也陆续出台。目前，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四梁八柱”规划体系已经形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顶层设计也已基本完成。但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还是每个中国人的义务。只有让全体社会成员都意识到大运河文化的重要性并自觉参与进来，才是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的长久之计。
２生态文明教育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影响
２．１生态文明教育目标有利于推动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
生态文明教育的基本目标是让受教者认识和学习生态、环保等方面的知识，最终目标是培养和塑造生态公民［２］。即通过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养成生态文明行为习惯，形成绿色健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做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处、永续发展。换言之，生态文明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对自然生态“尊重的教育”和对生态保护“责任的教育”［３］。生态文明教育目标的实现，利好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而环境和文化是“形体与精神”“骨骼与灵魂”的关系。只有以美丽运河为载体，才能让璀璨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因此，生态文明教育目标对于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而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因素。
２．２生态文明教育内容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奠定了基础
生态文明教育内容丰富，涵盖生态知识、生态文明观、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行为等多个方面。其中，生态知识包括生态环境基本常识、大众科普知识和专业技术等，主要涉及自然生态与资源环境方面的基本常识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基本规律；生态文明观包括生态价值观、生态消费观、生态法治观、生态科技观、生态民生观和生态安全观等价值理念；生态文明行为包括日常生活节水、节能、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消费、“光盘”行为和保护生态环境行为等；生态文化则包括生态艺术、生态哲学、环境美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农业、生态工程、生态旅游以及绿色企业等［２～５］。生态文明教育还可以包括生态经济方面的内容，如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经过这些教育内容的洗礼，受教者能具备基本的生态文明素养。这就为受教者正确看待大运河的历史地位、深刻认识大运河保护的重要性、深入理解大运河文化内涵、自觉传承并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２．３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是拥有一定的生态景观或教育资源、具备显著教育功能、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形成的特殊场所［２］。目前，获得“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号的单位涉及“科技场馆类、教育科研类、环保设施类、自然生态类、工业企业类、农业师范类、社会民生类”等七大类［６］。不同类型的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各有其特色。如国家环境宣传教育示范基地是面向公众开展环境教育的场所［７］；广州市绿田野生态教育中心是生态环保专业继续教育基地，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是以普及生态道德为特色的科技教育基地［３］。新生事物“生态环境教育特色小镇”是以生态环境教育为切入点打造的集生态文化传承、生态文明传播、自然教育体验、生态旅游、绿色农业和研学旅行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全民生态环境教育平台和生态环境教育产业基地［８］。城市中的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是向市民宣传普及生态文明知识与理念的教育基地。为使全国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相关部门还制定了《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办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兼具国家公园和文化公园两类空间的特性，具有生态保护、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科普教育、公共服务、旅游休闲和科学研究等功能，是面向人民群众的“文化休闲场所、文化教育场所、文化交流场所、文化消费场所”，讲求“还生态、还文化、还园于民”［９，１０］。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的建设和管理经验，可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思路和方法，特别是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化传承方面的，从而帮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３大运河文化对生态文明教育效果提升的作用
３．１大运河文化天然构成生态文明教育的一部分
３．１．１大运河文化是生态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大运河文化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遗存承载的文化、流淌伴生的文化、历史凝练的文化”３个层次，和“开挖、疏通大运河创造的科技文化，大运河漕运与治理维护形成的制度文化，大运河流经区域形成、传播和积淀而成的社会文化”３个层面［１１～１３］。大运河文化属于广义的生态文化，是生态文化教育的内容之一。广义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与之相对的狭义生态文化是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生态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包括森林文化、沙漠文化和湿地文化等［３］。以大运河为载体的大运河文化自然也是生态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３．１．２大运河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在２０１４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可持续发展教育大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曾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总结过６条经验，包括建立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级课程体系，探索出“资源－环境”（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养成／创新教育）和“社会－文化”（多元文化教育／国际理解教育）两大专题途径，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教育等［１４］。在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生态文明教育，理应涵盖世界文化遗产教育，尤其是大运河文化遗产教育。
３．２大运河文化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助推器
（１）对大运河文化的重视和传播，有利于促进沿运各方形成保护大运河生态环境的共识。大运河分属沿线８个省（直辖市）、３７座城市的１５０个区县管理，其自然生态保护需要沿线各地区共同发力、优势互补，建立大运河全流域的生态保护联动机制［１５］。（２）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过程中，社会公众的生态文明素养将得到提升。如通过构建大运河文化传播平台，打造大运河文化产品，可以充分发挥大运河生态文化的导向、激励和凝聚作用，促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
３．３大运河文化为生态科技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大运河“集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自然遗产、运河遗产于一体”，是一种典型的复合遗产，其遗产构成包括“运河工程遗产”和“由运河工程派生衍生的遗产”两大类［１，１６］。大运河遗产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其科技贡献和文化成就，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水利科技文化。大运河水利科技文化是指“在人工开挖、疏浚大运河过程中所建造的水利设施、桥梁码头以及由此所创造的水利科技方面的文化”［１３］。其中，水利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所处区段多为大运河的工程技术节点，集规划、设计、施工、工艺等多种技术要素完成，具有极高的技术价值［１６］。这些水利工程浓缩了历代官员、水利专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与智慧，不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古代的工程技术，更成为向当代国人传播生态科技知识的重要素材。
３．４大运河文化有助于加速推进生态文明教育进程
生态文明教育最终目标的达成，需要依赖几个阶段：获得生态文明认知、培养生态文明情感、锻炼生态文明意志、树立生态文明信念和养成生态文明行为习惯［２］。其中，认知是情感、行为产生的基础，情感是认识转化为行为的催化剂，意志需要教育引导和实践锻炼，信念统一的基础是承担某种义务的社会实践活动，行为习惯要在实践中养成、经实践检验。因而，获得认知、培养情感、养成习惯是三个重要环节，实践是决定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３．４．１大运河文化为在地化教育和环境熏陶法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地化教育是指基于当地（区域）整体资源包括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等开展的教育［１４］。环境熏陶法是指教育者利用一定的生态环境或生态氛围，使受教者亲身感受、身临其境，并在不自觉的情形下，受到熏陶和感化而接受教育［２］。大运河文化是多元一体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思想领域的合成，融汇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区性优秀传统文化元素［１］。教育者可以从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中寻找有利于改善生态文明教育的本地资源，结合当地的生态与文史，实施在地化教育。大运河贯穿古今、连通南北、跨越江河，承载了沿线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是活的、流动着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讲述大运河背后的故事，弘扬大运河文化，可以让受教育者在大运河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感受古人的生态文明思想、获得情感认同。３．４．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可能成为新型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１７］。实践也是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在要求和实施途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具备成为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的基本条件。３．４．２．１大运河沿线有丰富的生态景观和教育资源大运河融汇了京津、燕赵等六大地域文化，孕育了漕运文化、水利文化、商事文化和民俗文化等文化形态，是理想的文化教育基地［１８］。如展示漕运制度文化的淮安总督漕运部院、镇淮楼，映射当地社会文化的扬州邵伯老街、镇江西津渡老街等［１３］。大运河是超大型遗址，包括８个省３５座城市的４３段河道及其缓冲区、１３２个遗产点及其景观区或旅游区，沿线现有物质文化遗产超过１２００项，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河道遗产、水工遗存、附属遗存及相关遗产５８处［１，１６］。除物质文化遗产外，大运河还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运河开凿和疏浚、附属设施建造、漕船制造、漕仓营建、船舶过闸等方面的传统技艺与实践技能，运河故事、传说、歌谣等口头文学，社会风俗、礼仪和节庆，宋锦织造技艺、扬州漆器髹饰技艺、临清贡砖烧制技艺、益德成闻药制作技艺，以及杨柳青木版年画、运河船工号子、运河龙灯、京剧、昆曲、沧州武术、吴桥杂技等传统艺术［１９］。教育者可以这些遗产为载体，开展丰富多样的生态文明教育。３．４．２．２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有设立教育培训基地等相关要求。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时曾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聚焦５个关键领域实施基础工程，分别是保护传承工程、研究发掘工程、环境配套工程、文旅融合工程和数字再现工程。在推进保护传承工程中提出“分级分类建设完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等展示体系，建设完善一批教育培训基地、社会实践基地、研学旅行基地”；在推进文旅融合工程中提出“在大运河淮扬片区以运河水韵为特色发展水上观光和滨水休闲游”。２０１９年，江苏省文旅厅首次公布的４６条精品研学旅游线路中就包括大运河江苏段的水利工程游［２０］。２０１９年９月在江苏扬州召开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会明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施重点是“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２１］。主体功能区的划分，进一步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发挥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的作用指明了方向。除管控保护区外，其余３个区域社会公众均可深度参与。
４大运河文化与生态文明教育融合的关键
４．１提炼大运河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和元素
生态文明教育经过多年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大运河文化如能快速融入生态文明教育之中，对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提炼大运河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和元素，是大运河文化与生态文明教育快速融合的可行路径和主要途径之一。一方面，大运河将中华文明中的“通、统、容、合”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描绘，其中“和合”的文化理性体现为大运河所展现的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文化境界［２２］；另一方面，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古人巧妙利用自然水系和地形地貌、辅以水工技艺开凿出的利济千秋的伟大工程，体现了古人的高超技艺和生态智慧［９］。除此之外，大运河文化中还有哪些地方蕴藏着生态文明思想，可以成为生态文明教育素材，还需要仔细提炼。尤其是目前各地对大运河非遗的保护利用主要集中在物质载体的保存和外在形态的展示方面，对非遗的精神内核及其与大运河文脉之间的关系等尚缺乏深入研究，可能会使生态文明元素的提炼工作存在一定难度［１９］。
４．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充分重视生态教育功能和实践属性
目前，在开展大运河文化宣传教育的地方，其基本方式是：幼儿园开展认识运河启蒙活动，高校开展运河文化普及和运河水利工程科技宣讲，社区开展运河文化普及和爱我运河宣讲［２３］。但仅知识宣讲并不足以产生情感认同，只有让其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才能产生共鸣，进而转化为行为。如何参与、如何身临其境却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当前游客主要通过游览古镇、参观博物馆和欣赏沿线的建筑风格等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如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无锡段和北京段的历史文化街区游、古镇游等。但这些了解多浮于表面，游客通过导游讲解了解运河文化的主动意识较差，历史文化的参与性有限，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感知较弱［２４］。即使是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并在全国率先实施大运河博物馆、数字云平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江苏，大运河文化也没有真正融入当地民众生活中［２５］。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保护、科研、宣教、旅游等多元功能［２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已明确划分四类主体功能区。这四类主体功能区尤其是带有互动体验性质的三个主体功能区，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尚未可知。从有利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角度出发，结合多年的生态文明教育经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应充分重视其生态教育功能和实践属性，在建设过程中秉承生态文明理念、尽可能地采用先进的生态科学技术、提供必要的设施设备以满足未来多样化的实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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