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律发展
交给理论界的重要课题便是重新思考何为法治，何为社会主义法治，法之本质是什么等一系列具有原点性与基础性的相关问题。从一九八零年周凤举发表《法单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吗？―――兼论法的社会性》为起始展开的关于法的本质问题的讨论，成为法理学发展几十年中争论最为激烈、意见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尽管分歧与对峙依旧存在，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与深化，学界也达成了相当程度上的共识，即要摆脱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对于法律阶级性的片面的，同时也是相当极端的理解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认识、思考，乃至重塑社会主义法之本质、特征、作用与价值，尤其注意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逐步形成时代的、世界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在进一步阐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战略方针的同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历史任务。所以，这也要求我们更应该继续坚持冲破还有相当影响的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的束缚，深入解放思想，最终建立起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发的“市民社会理论”便是这样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也是一个归宿点，它无疑并业已证明极大地推进了法理学“脱幼”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法学现代化的实现。
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市民社会理论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热点与显学，它将不同领域的学者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社会思潮；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从古希腊罗马时期最早产生的市民社会理论，经中世纪到启蒙时代，从启蒙时代到黑格尔，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从马克思到现当代社会一脉传承与发展的历史的延续。市民社会理论虽诞生在西方，但其理论意义却是遍及世界的，并不因地域或者文化的差异而使它有任何逊色之处。因为历史是一种事实，“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人类命运，一种文明集合体的传递”。［３］（Ｐ５）所以，市民社会理论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兴盛以及产生了对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深刻影响便不足为奇了。对于后发而外生的中国法治及其法学理论来说，不仅要学习引进西方世界先进的理论与实践，而且还必须重视现代法治深层的本土化根基。市民社会理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可忽视与分割的统一有机整体，在当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便更具有理论及实践的意义与价值，并且拥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予以发展的有利条件。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层面，而且在社会各个层面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法治的新的本土化根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的诞生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恰是它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精神。时代同样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原出其本来的面貌，否则只能是缘木求鱼。恰如有论者所言：“如果我们不是从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出发，不是采用教条主义、工具主义的政治解释学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就不难发现，经典作家是从其市民社会理论而走向唯物史观的，是从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理解人类发展进程的锁钥的，并进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基础。而在具体阐发其根本法律观点时，他们也是以市民社会为逻辑起点的，认为法律是建筑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基础上，立法权的双重属性反映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辩证关系。”［４］（Ｐ３２）要言之，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体系之和，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涵盖其中。具体说来，市民社会应包含以下内容，即私人层次、组织层次以及经济生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与文化生活领域。在从事满足自己利益和需要的活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然会结成一定的关系，即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意识形态关系，它们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５］（Ｐ６７－８０）可以这样说，有一定的市民社会，便必然存在一定的政治国家。国家制度是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或者市民社会与非市民社会两种本质上不相同的势力的一种契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法的历史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史，所谓法律就是介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一个最主要的“利益调适器”。从形式上来看，法代表了国家意志，从实质上来看，法则是由处于一定发展阶段市民社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法并不是单单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表达。于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就像本文的第一部分所要展示的那样，市民社会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出发点，而且还是一个归宿。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一对现实的相互对应的概念，单一的研究政治国家，或者单一的研究市民社会都不可能是全面而客观的，而不承认二者的相互独立性，企图以政治国家消灭市民社会，或者以市民社会消灭政治国家的结果，不是走向专制之路，便是踏进无政府主义的泥潭。现代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别是两大生活领域的代表，偏废或者忽视任何一方，上文已述，都是片面的。二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极度发展的个人权利和私人利益造成了二者的严重对立，产生了不可避免又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的矛盾一样，这种存在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似乎以另外一种形式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是一个它所宣扬的那样完美与和谐的社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则从根本上消除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状态。正如有论者所评价的那样：“法的历史展现的是人民群众不断把被统治阶级异化的‘普遍利益’还原为真正的共同利益，不断从‘普遍利益’中夺回被侵吞的特殊利益，并使二者逐渐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的进程。”［６］（Ｐ４７）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便最终共同消融在自由联合体中，法律自然演化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自愿遵守的理性社会规则。
倘若我们把眼光放在遥远的未来，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协调与融合的过程。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在进一步阐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方针的同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历史任务，其中包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共产党依法执政，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政府，推进司法改革，健全司法体制，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提高全民族法律素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性的机缘既对中国法学研究事业提出了十分重大的历史使命，也为中国法学研究事业提供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作者：冯娜 张宇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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