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对以色列弱势群体的工薪影响
摘要：大量的实证研究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毕业生工资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在一些国家如以色列，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增加，技术型人才短缺，其职业教育的成效就较为显著。纵观目前已有研究，学者们对职业教育在提升各类劳动力工资方面的成效关注甚少，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工资关注尤少。本研究将以以色列为例，详细分析职业教育在提升以色列三大弱势群体即西班牙裔犹太人、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和妇女的工资水平方面的功效。统计结果显示，各类人群情况各异。
关键词：职业教育；以色列；弱势群体；工薪影响
一、引言
（一）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
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家和实业家的传统观点都是职业教育可为社会上多数弱势群体的工薪增长提供灵丹妙药。由于职业教育授以实践操作技能，故常被用作提升弱势群体职业能力及其预期工资水平的工具，许多国家也因此将普及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一大目标。但与此相反，也有诸多学者反对此观点，指出职业教育不仅对提升人们的经济基础毫无作用，而且在帮助弱势群体、实现社会既定目标方面也于事无补，原因有二。第一，求职者首先关注的应是当前经济环境的需求，而非职业教育的缺失。若忽视了社会经济环境这一大背景，则职业院校的课程设置与企业的市场需求就无法实现有效对接，毕业生也就无法实现良好就业。若没有社会普遍就业率的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在提升弱势群体的就业前景、工薪报酬或就业渠道等方面也是无济于事。［１］第二，职业教育的投入成本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大问题。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所选择的技能培训形式即职业院校教育、职前培训机构培训或在职培训的成本息息相关。大部分实证研究对职业教育和普通中等教育在培训成本方面的关注点各有不同，但可达成共识的是：几乎所有国家职业教育的培养成本均高于普通教育。［２］另外，在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各自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产出（以收入和就业为依据）进行比较之后，发现职业教育毕业生的薪酬偏低，投资回报率不高，对其改善生活境况意义不大。以上诸多的早前研究多将调查对象集中于中等教育者，而未曾特别关注过被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就无从得知职业教育在提高这些群体幸福感方面的贡献，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预留空间。下面以以色列为例，以其西班牙裔犹太人、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和妇女三大弱势群体为研究对象，以以色列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发展、目标和规模为背景，来分析职业教育对三大群体的工薪影响。
（二）以色列的职业教育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至２０世纪末，中等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和中等普通教育的发展尤为迅猛。由表１可知，建国以来，以色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和学生数持续增长，特别是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数占整个中等教育总人数的比例已由最初的２０％增至５０％，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新兴国家在起步阶段的基本特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色列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技能型劳动力的强烈需求。［３］而对于技术技能不足、受教育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薄弱的以色列弱势群体而言，发展职业教育似乎更是任重而道远。
（三）数据来源和模型
以色列建国以来有四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其中第三次移民潮因巴以冲突加剧而致使移民数量锐减；由移民所带来的人口增长率小于１％，而自然种群的增长已超过了移民数量。移民的来源和其社会经济水平也与前两次移民浪潮中的情况大相径庭。此次移民潮中，有超过一半的移民来自于西方国家―――澳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南非，并且首次有来自苏联的大规模移民。总体上来说，在第三次移民潮中的移民比之前的移民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工艺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基于此，以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公布的在第三次移民潮中期（１９６７―１９８９）的六日战争之后到达以色列的移民统计为数据来源进行研究分析。使用的计算模型是Ｎｅｕｍａｎ＆Ｚｉｄｅｒｍａｎ于１９９９年提出的计算每小时工资水平的标准公式［４］：Ｌｎ（每小时工资水平）＝ａ’Ｘ＋ｂＶＯＣ＋ｃＶＯＣＭ＋ｕ其中，ＶＯＣ涉及所有在中学时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普通学校按学期上课）；ＶＯＣＭ由那些将其所学应用于职业教育相关工作的从业者组成。Ｘ是以下补充变量的矢量：教育可变因素（受教育年数和教育认证的最高水平）；与工作相关的可变因素（工作经验，工作时间，经济因素，职业因素等）以及种族来源。
二、西班牙裔犹太人
西班牙裔犹太人在以色列又被称为赛法迪人，早期，当其祖先被驱逐出西班牙之后，他们分散至地中海地区各国家。经过数世纪的生活变迁，这些人大量生活在西亚、北非诸国，并与当地的东方犹太人融合，故其在以色列的社会地位也与东方犹太人相近，即因文化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薄弱，而长期处于以色列社会的下层，成为以色列的弱势群体。
（一）职业教育中西班牙裔犹太人的参与度
职业教育的特有属性使其在北非、中东、也门这些东方犹太人国家的年轻人融入到以色列教育系统中承担着重要作用。这些西班牙裔年轻人的社会经济背景较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低于来自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年轻人。１９８３年以色列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大部分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都是西班牙裔犹太人。进一步对本研究中的数据进行教育程度方面的分析可知，超过２５％的西班牙裔犹太人接受的终结性教育是中等职业教育，而这一比例在西方犹太人中则为１７％。在十五岁及以上的人群中，接受职业教育的西班牙裔学生所占比例较大，为５７％。此外，西班牙裔犹太人的教育素养低于西方犹太人，不管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的西班牙裔学生，均有较少比例的人数有继续升学深造的机会。从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分析中可知，教育方面最大的不同是大学入学率的差异：１９％的西方犹太人和４６％的西班牙裔犹太人接受过部分大学教育，且西方犹太人的毕业率也明显较高。
（二）职业教育的工资优势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中，大部分的西班牙裔犹太人的教育素养低于西方学生，但他们似乎比西方学生在职业教育系统中的受益更多。这是将接受职业教育的西班牙裔犹太人和德系犹太人的工资收入进行对比之后所发现的。采用Ｎｅｕｍａｎ＆Ｚｉｄｅｒｍａｎ提出的计算每小时工资水平的标准公式模型，对西班牙裔和德系工人的时工资率进行了回归统计，如表２所示。结果表明：接受过职业教育的西班牙裔犹太人中，从事与其专业相匹配工作的人比未从事与专业相匹配岗位的人多１０９％的工资溢价（相关系数为０１０４），明显高于西方人中８１％的工资溢价（相关系数为００７８）。因此，职业教育在帮助年轻的西班牙裔犹太人融入教育系统、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也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以色列籍阿拉伯人
以色列整个国家建立在阿拉伯人原来居住的土地，他们的到来迫使部分阿拉伯人外迁，部分被融入以色列国家。然而，阿拉伯人对于他们的“侵略者”从未停止过反抗，暴力、战争、恐怖袭击时时存在。这也使得以色列籍阿拉伯人长期处于受压制的地位，成为以色列的弱势群体。
（一）以色列籍阿拉伯人的职业教育参与度
在以色列的教育系统中，初级、中级的阿拉伯和犹太教育被分为明显的阿拉伯式教育和犹太式教育两部分。在这两部分教育中，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截然不同。建国初期，犹太式的职业教育系统发展迅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量西班牙裔犹太人的移民活动；而阿拉伯式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则严重缺位，或许是由于其缺乏挑战精神、拥有更多的传统民族精神。因此，犹太式的中等教育主要针对不同能力水平、不同胸怀报复的年轻人，为其提供多种教育选择；而阿拉伯式的中等教育则具有较强的地域集中性，主要关注传统的入学考试和高等教育。犹太式教育和阿拉伯式教育的对比显示出了阿拉伯式教育系统中职业教育的相对缺乏。从１９８３年人口普查数据（表３）的对比可看出，总体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接受的教育差别显著。尤其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犹太人的受教育者为４９１９２０人，占比为２０９７％，而阿拉伯人的受教育者仅有１４９２０人，所占比为４０２％。另外，从以色列２０００年的人口统计摘要中，还可得出：１９９９年，阿拉伯式教育系统中，每一千个１４－１７岁的人口中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数为１４７人，而犹太教育系统中的人数则为２８３人，几乎是阿拉伯人的两倍。［６］而在普通教育中，似乎给予更多关注的阿拉伯式教育理应略胜一筹，但实际却并非如此。根据以色列２０００年的统计摘要得知，１９９９年阿拉伯式教育系统中，每一千个１４－１７岁的人中接受普通中等教育的人数为５５３人，而犹太式教育中的相应人数为７１６人，两者的职普比分别为０３６和０６５。因此，阿拉伯式教育不管是在职业教育的参与度上还是在普通教育的普及度方面都相对处于劣势。
（二）职业教育的工薪贡献
由上分析可知，阿拉伯地区职业教育的覆盖面有限，而在这有限的资源内，以色列籍阿拉伯人的职业教育参与度又甚低。这便意味着大量的阿拉伯年轻人不能从职业教育和与之匹配的工作岗位中受益，因此，职业教育的工薪贡献便微乎甚微，无从谈起。事实上，阿拉伯式教育中，职业教育发展的缺位及其对普通教育的倾向性关注给阿拉伯年轻人带来了双重弊端。一方面，职业教育系统的缺失似乎否定了不太倾向于学术研究的阿拉伯年轻人通过职业教育走上良好就业岗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旨在升入更高级层次的普通教育，其成效并不显著，甚至很少有人能够通过优势学科的成功来获得继续深造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大学教育中，犹太人的比重为１２３１％，而阿拉伯人的占比仅为４２９％。普职两大教育类型的社会成效不显著，工薪贡献甚少。
四、女性
女性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地位不高，与男性相比，其在工作中的薪酬待遇更为不公平。因此，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以色列社会的弱势群体。
（一）职业教育中女性的比例
在中等教育入学率方面，女生的入学率稍高于男生。１９９９年，１４－１７岁的年轻人中，女生的入学率为７４５％，而男生为６８９％。但是，不同类型学校的性别差异则较为显著，由以色列２０００年的统计摘要可知，在中等普职两大类型教育中，接受职业教育的男生有２５％，女生有１７％；而普通教育的数据则与此相反，男女占比分别为１６％和２２％。在升学率上，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中分别有大约１１％和３３％的人具有大学入学资质，其中男女生的这一比例相近。关于职业教育的专业选择，如表４所示，男女生表现出了较大差异。大约２／３的女性选择了文员、秘书和会计专业，２４９２％的女性学习了缝纫和时装；而这几个专业领域中男性的总和也仅有３５５％。与此相反，大部分的男性选择了金属加工（４４２１％）、汽车修理（２００２％）和电力工程（１４％）等工科专业，几乎没有女性选择这些领域，女性在这三个专业中的总共占比仅为１０３％。不同性别在这些职业教育课程选择上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男性和女性所从事全职工作的岗位分布。１４０４９个男性中，大概有一半是技术工人，７６０５个女性中，大约有６７％是干事。这一现象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性不选择去呼声更高些的专业领域学习，而是选择文员和缝纫等专业呢？社会歧视和排斥或许能解释这一现象。缝纫和文员的工作是传统的女性工作，而男性通常被认为具有更好的技术和实践操作能力。
（二）男女工资差异
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以色列也是众所周知的。［７］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可知，以色列男性的平均时工资比女性高将近３０％，而且由于男性的工作时间更长（男性为５０小时／周，女性为４３小时／周），女性与男性的月收入差距更大。但似乎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种族来源的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男女性时工资的差异，因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更高，２４％的女性具有大学入学资格，而男性则为１３％，女性的工作经验仅稍逊于男性（年平均差异）。那么，职业教育是否使得男性和女性从中受益？为此，对上述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以对比对男性和女性的收入水平，如表５所示。结果显示，接受过职业教育并从事与所学专业对口工作的男性享有９８５％的工资溢价（相关系数为００９４），而女性则未享受任何的工资溢价。此外，从事与职业教育相关职位的男性有４１％的额外奖金，这些岗位的女性似乎也享有工资溢价（大概５５％），但是只有８％的显著性水平（ｔ＝１７７）。对于从事与职业教育相关工作的女性，只有那些从事技术岗位的工作具有工资优势，而这些女性却寥寥无几，她们享有２０％的工资溢价。此外，与接受普通教育的女性相比，接受职业教育的女性的收入相对较少（大约少４８％的工资溢价）。基于以上研究分析可知，女性接受职业教育并不能给她们带来潜在的工资优势。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女性更倾向于学习业务性课程如秘书、缝纫等，而不是选择更有前景的技术性专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可以是为女性提供更好的就业指导，鼓励其学习技术课程。
五、结论与建议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就业增长率较低、劳动力市场畸变的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并没有成为提高弱势群体经济福利的有利工具。而在其他拥有良好经济环境的国家，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着与其专业相关的高薪工作，发挥着职业教育的表现力。本研究试图分析职业教育对以色列弱势群体的工薪影响，结果发现情况各异。就西班牙裔犹太人而言，他们是三类弱势群体中仅有的从职业教育中受益匪浅的人群。就以色列籍阿拉伯人而言，由于阿拉伯式职业教育发展薄弱，在以色列的影响范围相对较小，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从职业教育潜在的优势中获益。但是可以明确的是，阿拉伯普通中等教育水平并非高超，发展壮大相应的职业教育可以更好地为民谋福利。就女性这一群体而言，其从职业教育中的受益度也不大。相对较少的女性选择高收入的蓝领专业，而这些专业多为男性所学；而她们却在那些收入不高的所谓的“女性”职业教育课程中表现突出。由此建议，为女性提供更好的就业指导，鼓励年轻女性更多地去选择技术类职业教育课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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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娟 郭晓明 云南大学 云南开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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