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庭教育儒家取向浅谈
摘要：梁启超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家庭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在家教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来教育子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典范教育，二是经典教育，三是仁慈教育，四是忧患教育，五是功夫教育。
关键词：梁启超 家庭教育 儒家取向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同时也是一位称职而优秀的家长，九个子女，满门俊秀，其中有建筑学家、考古学家、诗词专家、图书馆学家、经济学家、火箭控制系统专家等，且一门三院士，即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如此辉煌的家庭教育成就，背后一定有其原因。对此，学者对梁启超的家教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如赵永进、雷芳的《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探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和金大宝、粟斌的《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论述了梁启超家教的具体措施、方法等，但其家教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梁启超从小受到祖、父辈的儒家思想的熏陶，少年、青年时代则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在其学术研究中，也有许多儒学研究著作或论文，如《儒家哲学》《孔子》《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等。可以说，在梁启超的一生中，其思想言论、为人处世都渗透着儒家的血液。在其家教中，儒家思想如春风化雨，有形无形、有意无意中都融入子女们的生命、精神中。具体而言，梁氏家教的儒家取向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1.典范教育。
所谓典范，即人格典范。儒家的学问，不仅指形成思想体系，而且更是指成就人格典范（如君子、圣贤）。儒家代表性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曾国藩等无不是一代人格典范。梁启超为人往往以这些人物为榜样，以他们的思想、行为来要求自己，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道德人格。曾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称赞其人格云：“此公无言不可谈，无人不可谈，以德性言之，当推海内第一人矣。”[1]110梁启超注重以自己的人格典范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他致书子女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2]11331916年，梁启超和蔡锷一起讨伐袁世凯时，他写有《从军日记》，目的是以自己为典范来教育子女。他对大女儿思顺说：“此《记》（即《从军日记》）无副本，宜宝存之，将来以示诸弟，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3]236所谓“最有力之精神教育”，就是指人格的典范教育，即以自己这一时段的经历来教导子女如何面临、处理家国大事。
2.经典教育。
经典是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之所在，经典能代代相传，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命脉就不断。儒家一直重视经典的研究、教育、传承，翻一翻《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库中汗牛充栋的历代经学（包括五经、四书等）研究著作，就很容易明白这一道理。经典教育包括诵读、阐释、体悟、践行等环节。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这种教育旨在以经典中的思想来指导学子为人处世、立身树德。梁启超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儒家经典教育。梁思成11岁时，梁启超就教他读《孟子》，要求熟读成诵。22岁时梁思成惨遭车祸，住在医院，推迟一年留学美国，梁启超认为正好借此温习经典，要求他在医院“取《论语》《孟子》，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养之文句，细加玩味”[3]318。梁启超有时还在家里给子女讲经典，如1918年暑期，在家给思顺、思成、思永等讲《孟子》。他认为，尽管孩子们小，不一定能全懂，不过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也能打一个初步的人生根基，待“数年之后，或缘心理再显之作用，稍有会耳”[2]864。也就是说，梁启超在家讲《孟子》，意在使《孟子》的思想因子在子女未来的生命中发酵、显现，从而涵养德性，锻造人格。
3.仁慈教育。
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仁”，表现于家庭，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作为父亲，梁启超在子女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一个“慈”字。他关爱、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这种慈爱，尤其在家书中得到了体现。他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书信非常多，有人统计，这些书信几乎占到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总数或有百余万字[4]26。在这些家书中，慈父之爱到处流淌，“爱”透纸背。如对儿女常用昵称，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二女儿思庄为“小宝贝庄庄”，小儿子思礼为“老白鼻（baby）”。思成、思永、思庄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梁启超经常写信给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指导他们的学习。在子女专业的选择上，他既考虑学科的发展，又尊重子女的兴趣和选择。如思庄留学美国，因为国内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梁启超本希望她学生物学。但思庄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对生物学不感兴趣。他得知此事后，不仅没有责骂女儿，反而写信安慰她，让她按照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得到父亲的支持后，思庄选择心爱的图书馆学专业，后来成了一代图书馆学专家。甚至对子女的爱情婚姻，梁启超也心细入微，如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爱情，就是他有心促成的，婚后又教导两人如何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以至两人的爱情婚姻成了现代婚姻史上的一段佳话。
4.忧患教育。
孟子讲“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强调在忧患中成才，在忧患中兴国。可以说，儒家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梁启超将这一意识贯穿在子女的教育中。他虽爱子女，但从不溺爱，而是教导子女在忧患、挫折中成长，以此磨练意志、人格。如他对思忠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磨练出来。”[3]475他认为，安适的环境易使子女懒散堕落，而困苦的境遇反而使其砥砺前行。1912年梁启超结束流亡日本的生涯，回到国内，一时名利双收，生活舒适，子女也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而1916年他与蔡锷冒险策划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有可能失败，而导致整个家庭陷入困顿，子女过上艰苦的生活。他认为，如果万一失败，对子女的成长来说也未必不是好事，而即使成功也不再做官，否则子女易成为纨绔子弟。他对思顺说：“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虚度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此次义举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5]26当思成遭遇车祸，身体落下终身残疾，并推迟一年留学美国时，他开导思成道：“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3]323总之，梁启超常对子女提示这种忧患意识，使他们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立德成才。
5.功夫教育。
儒家学问最讲究功夫，功夫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学问功夫，是指为学所需要的方法、手段、技巧等。如朱熹提出，为学“譬之煎药，须是以大火煮滚，然后以慢火养之”[6]163，如此学问乃有所成。所谓“大火煮”，是指学习的前一阶段要猛烈用功、研习；所谓“慢火养”，是指后一阶段要优游涵泳、细细体悟。后来曾国藩对子弟言学，也承继朱熹之法，不过文字略有不同，曰：“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7]521梁启超吸收朱熹、曾国藩的这种功夫，要求子女为学“猛火熬”和“慢火炖”二者并用，但他因材施教，看到思成和思庄太过用功，于是与朱、曾略异（他们更强调前者），而强调后者之功。他致书思成说：“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功夫。”对思庄也如此说：“姊姊来信说你用功太过，不时有些病。你身子还好，我倒不担心，但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3]494－495对思成、思庄这种学问功夫上的具体指点，可见梁启超家教重功夫教育之一斑。总而言之，梁启超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现代学者，在其家庭教育中贯穿了儒家的思想、理念、方法，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说明儒家思想对于塑造孩子的道德、人格，提升其学问、能力，均具有相当大的积极影响。在总书记大力倡导儒家文化之际，开掘并践行梁启超饱含儒家思想的家教观，对当代家教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其昀.梁任公别录[M]//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梁启超著，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4]解玺璋.梁启超传[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5]梁启超著，林洙编.梁启超家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6]朱熹.朱子语类（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曾国藩.曾文正公嘉言钞[M]//梁启超编著，彭树欣整理.梁启超修身三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作者：刘卫华 彭树欣 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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