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父亲参与现状调查　

〔摘要〕小学生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在内容上按照从“供养”到“养育”分层递进，共七个维度，即“间接支持、家校联系、教育规划、学业辅导、陪伴互动、教育约束、生活照料”。通过对上海市某公办小学1～5年级的382位父亲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父亲供养者角色明显，父亲参与结构性缺失；父亲参与柔性不足现象较多存在于父子关系中；工作是父亲参与的关键性阻碍因素；父亲对孩子学校教育世界的关注不够。改进家庭教育中的父亲参与，要推进父亲参与的社会支持政策，还要加强父亲专题性家庭教育指导。

〔关键词〕家庭教育；父亲参与；家校联系

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嬗变、母亲就业的普遍增加、家庭生活的丰富，父亲的角色和职责被重新定义，父亲参与家庭育儿的价值在国内外被一些研究所证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也被社会广泛呼吁。然而，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现代社会中“父亲缺席”“父爱缺失”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为深入了解上海市小学阶段父亲参与的实际情况，为学校开展专项家庭教育指导提供依据，笔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自编父亲参与问卷，对随机抽取的上海市中心城区某普通公办小学1～5年级的382位父亲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父亲参与”的理论背景及调查设计

根据国外研究，父亲参与家庭教育主要由“父亲参与”概念来指代。“父亲参与”概念大致有如下几种内涵划分：Lamb等归纳出父亲参与的三个层面分别是投入/互动性、易接近/可得性、责任性；Hawkins等则提出了更为广泛、丰富和深刻的9个侧面，即提供经济支持、对孩子母亲的支持、管教和培养责任感、鼓励学业成就、给予表扬和情感支持、与孩子交流或聊天、关注孩子的日常生活、给孩子读书、鼓励孩子发展才能，涵盖了认知、情感、道德以及直接和间接的参与方式。Amato发展了基于父亲身份资源定向的“五角星”模型，即父亲通过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间接参与方式对孩子加以影响。在上述国外概念研究的基础上，本次研究根据小学生教养内容和特点，结合上海本土文化，将小学生父亲参与内容按照“供养”到“养育”分层递进，共七个维度，即“间接支持、家校联系、教育规划、学业辅导、陪伴互动、教育约束、生活照料”。其中“间接支持”指父亲主要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给孩子母亲以鼓励和情感支持，而涉及亲子关系的“陪伴互动”维度又细分为“教育陪伴、互动交流、情感支持”三内容，从陪伴孩子参加各种教育活动，到了解孩子各方面情况，再到给予孩子情绪关注，在关注孩子情感方面层层递进。在问卷设计上，每个内容维度均结合上海父母育儿的实际情况，设置了四道行为情境题，让参与调查的父亲根据自己过去一年中的经历，作出0～6分的自我赋分评价（0表示“很差”，6表示“非常好”，数字越大表示评价程度越高）。

二、调查内容与主要结果

1.父亲参与“家校联系”最差，给予“间接支持”最好

，“情感支持”水平较高第一，在总体七维度的参与上，我们将每个维度获得的“平均数”除以“项目数”得到“项目平均数”，该分数高低反映的是父亲参与水平的高低。项目平均数分数越高，则表明父亲参与程度越高。父亲参与程度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分别为间接支持、教育规划、教育约束、陪伴互动、学业辅导、生活照料和家校联系。最高的是间接支持，最低的是家校联系。第二，在“陪伴互动”这一核心内容维度上，父亲参与也有不同的内容侧重，如表2所示，从低到高的排列顺序分别是教育陪伴、互动交流和情感支持。

2.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参与整体表现好，低收入父亲“陪伴互动”强

父亲参与一定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本次调查以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两个客观因素作为参照，分析学历和收入的高低在父亲参与各维度上的差异体现。第一，父亲的文化程度是影响父亲参与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大学专科为划分界限，即“大学专科以下”为文化程度较低，而“大学专科及以上”为文化程度高，将文化程度高低的两类父亲群体进行父亲参与内容七维度的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五个维度有显著性差异。在“教育约束、陪伴互动、学业辅导、教育规划和家校联系”这五个方面，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参与表现远远优于文化程度低的父亲。同样，在“陪伴互动”三维度内容中，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在“教育陪伴”和“互动交流”方面大大优于文化程度低的父亲，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第二，本研究将月收入>=5000的父亲归入高收入群体，反之不及5000月薪的则为低收入群体。将这两类父亲群体在参与内容七维度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仅在“陪伴互动”和“间接支持”这两个维度有显著性差异，且均是收入低的父亲比收入高的父亲表现优异。而在“陪伴互动”的三维度上，两类父亲群体没有显著性差异。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次随机的父亲参与调查，笔者在大众对父亲缺席现象有普遍感知和认同的基础上，根据数据提炼出一些上海市小学生父亲参与的倾向性问题。

1.父亲供养者角色明显，父亲参与结构性缺失

本次调查发现，父亲参与程度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分别为间接支持、教育规划、教育约束、陪伴互动、学业辅导、生活照料和家校联系。这与人们的常识、研究者的经验判断基本一致，即父亲在对孩子的直接生活照顾、有关学业的学习辅导、日常的亲子互动等内容缺席较多，日常照顾仍然是母亲的传统职责范围。上海小学生父亲基本扮演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供养者”角色，他们为孩子、为家庭而努力打拼，认真工作，并大多践行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将教育孩子自动归为母亲的职责范围。其实，自然性别差异是先天给予的，而社会性别差异是通过文化理念、家长认同、社会引导和同伴互动等方面的影响所造成的。许多研究证据显示，父亲和母亲一样具有抚育性，可以像其配偶一样做很多“母亲”的行为，也可以和母亲一样参与许多照顾孩子的活动。国外有研究者提出，父职行为从性别角色化向去性别角色化发展，父亲也是孩子的照顾者。[1]因此，若一味苛责父亲不参与家庭教育是有失偏颇的，上海小学生父亲参与存在的是结构性缺失问题，尤其在学业辅导、生活照料和家校联系三个方面。未来，促使父亲从“供养者”角色转变为“养育者”角色，需要父亲自身的积极投入以及全社会良好氛围的营造。

2.父亲是规范者，“远其子”现象多存于父子关系中

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逻辑起点，而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一样，也是永远不会消失且深远影响子女一生的重要家庭关系。父亲参与的“陪伴互动”维度是体现父子关系的重要指标。调查发现，父亲在“陪伴互动”方面的参与，排在“教育规划”和“教育约束”之后。相比日常生活过程中的陪伴和互动，父亲更愿意给孩子做好人生发展的领航者，给孩子制定各种教育规则，当孩子犯错时来管教和惩戒孩子。而涉及到情感交流部分，父亲的参与度明显下降，有22.0%的父亲很少“拥抱、亲吻孩子”（“很少”和“较少”比例相加，以下同），而有超过三成的父亲不会对孩子说“我爱你”。尽管随着时展，奶爸、猫爸较之以往有增多趋势，但大多数父亲还是习惯与子女保持一定的距离。父亲参与“远其子”、柔性不足的这一特点和传统文化中父母的家庭职责和角色分工不无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一般是“严父慈母”的角色，对孩子严格要求，不苟言笑，大多是传统父亲。母亲是“温暖”和“亲近”的，而父亲则是“冷酷”和“遥远”的。其实，大爱无形，大爱无音，父亲的爱是非常深沉的。更深入的调查往往会发现并不是母亲比父亲投入了更多的爱，而是父母传递爱的方式是不同的。母亲可能倾向于通过讲述和感情来直接向儿童表达爱，而父亲可能倾向于通过可靠的服务和工作来显示对孩子的爱。[2]可见，父亲们不是不爱，一方面是他们常常羞于表达，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特殊的爱的表达方式。

3.父亲参与需要意识和行动，工作是关键性阻碍因素

父亲参与是父亲作为教养者，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教养行动的综合体。它既需要父亲有参与的正确理念和日常意识，也需要父亲在实际的生活中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家庭教育过程中去。本次调查显示，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参与表现在五个参与维度上远远优于文化程度低的父亲。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对父职意义的积极认同并内化为行动。由于接受了更长时间的文化教育，他们大多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更容易认同父亲和母亲一样具有家庭育儿的亲职角色，同时在实际行动中，会更具有自我学习力，不断完善自我、积极参与，比文化程度低的父亲们表现得更优异。而另一个有趣的调查数据则是，在“陪伴互动”和“间接支持”这两个维度，收入低的父亲比收入高的父亲参与表现优异，他们给予孩子的陪伴更多，给予孩子母亲的支持更多。这有力地证明了父亲对工作的过多投入是造成自身与孩子疏远的重要原因。父亲的高收入，来源于自身的文化资本和辛勤的工作投入。国外研究表明，工作压力越大的父亲因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较多，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越少。可见，即便有参与的理念，但在事业、工作占据大部分日常生活的前提下，父亲参与的时间和空间会不断受到挤压，不仅陪伴孩子、陪伴家庭的时间无形压缩，而且父亲也容易将工作职场上的压力传染、转移给家庭和孩子。

4.父亲对孩子学校教育世界的关注不够，缺席现象较严重

鼓励学业、关注生活是国内外父亲参与的重要内涵。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本次调查将连接孩子教育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家校联系”作为家长参与的重要内容之一。上海小学生父亲参与存在结构性缺失问题，在家校联系方面参与度是七维度中得分最低的。具体而言，很少“参加学校家长会”的父亲超过四成，占到总数的40.3%；能够“了解学校各项活动及进展情况”的父亲只占到总数的35.5%；能够“与孩子的老师交流/通话，了解孩子在校表现”的父亲不到三成，比例为27.0%；而能够“作为家委会成员或家长代表，经常为学校出力、出谋”的父亲比例最低，仅有6.7%。随着父亲参与学校教育内容层级上的深入，父亲们的参与度是逐层降低的。根据相关研究调查，“参与意愿”和“自身时间”是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最关键的限制性因素。[3]结合父亲自身特点，由此推断，上海小学生父亲参与之所以在家校联系这一内容维度上参与度最低，与父亲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上有极大的关系。主观上，传统性别角色意识较强的父亲，会认为关注孩子的学业、了解孩子的在校生活情况是妻子更多承担的家庭职责；客观上，工作花去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分身乏术、精力不济的情况下，被动忽略乃至主动放弃参与学校教育的活动。此外，由于上海的小学以女性教师为主，[4]客观的学校环境中的性别失衡，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父亲与教师的日常沟通与交流。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是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教育问题，对本次调查反映出的小学生父亲参与的一些倾向性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和学校要给予高度重视并采用各种措施鼓励父亲参与。政府应有相应的政策、制度保障，鼓励和支持父亲参与。学校应针对父亲缺失问题，多多开展相关的家庭教育指导，提升父亲参与的意识，改进自己的参与行为。

参考文献：

[1]张亮，徐安琪.父亲参与研究：态度、贡献与效用[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5.

[2]皮卡哈特.怎样做个体贴的父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

[3]郁琴芳.家校合作中校长与家长的认知差异―――基于上海市146所公办学校的调查[J].上海教育科研，2014，（5）.

[4]许沁.小学教师普遍“男少女多”职业成就感是留人关键[N].解放日报，2015-6-9.

作者：郁琴芳 单位：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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