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策略在学校心理学中的应用分析
[摘要]积极同伴报告是行为培养与矫正领域中同伴干预模式的一种。其核心内容为教育者在日常教育情境中融入鼓励学生相互发现并“报告”同伴良好行为的环节，以期实现减少学生不良行为、提升学生良好行为的教育目标。基于对该种干预方法的理论基础、一般实施步骤、实证研究成果等的梳理，建议在我国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引入积极同伴报告策略。
[关键词]积极同伴报告；学校心理学；行为干预
一、积极同伴报告策略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积极同伴报告（positivepeerreport）是一种适用于班级环境的行为干预策略。[1]其主要内容为教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纳入鼓励学生相互发现并“报告”同伴良好行为的环节，以期实现改善学生行为的教育目标。该种干预方法并不特别指向某一类特殊问题，它是可应用于多种问题情境的常规教育手段。该策略之所以能够改善学生行为，其核心机制在于Skinner的操作条件作用理论和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所揭示的强化、替代强化对于个体行为的意义。[2][3]依照Skinner的操作条件作用理论，强化是个体学习的根本条件；当个体的某种行为能够在环境之中得到强化，该行为的发生频率即会提升。依照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强化并不一定是直接的，如果个体观察到其他个体的某种行为能够为其带来强化，“学习”依然可能产生。因此，如果教师期望学生更多地表现出良好行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强化学生的适宜行为”。然而，日常教学实践中，多方面因素显著阻碍了教师敏感觉察学生的积极行为并及时做出强化。[3][4]首先，从可行性而言，教师的精力有限，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学生行为必定是有限的。特别是，学生的很多积极行为仅发生于同伴互动之中（如借给同学文具、安慰同学的消极情绪等等），教师在场的机会并不多。第二，一般说来，学生的不良行为往往会给班级日常教学互动带来困扰，教师会很自然地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如何应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而不是强化良好行为。最后，从教育观念而言，很多教师会认为，表现良好是学生应该做到的，不应再受到额外的关注与奖励。然而，长期忽视对于学生良好行为的积极肯定可能导致学生形成良好行为不为教师所重视的错误观念。学生是成长之中的个体，生活中表现出的良好行为，特别是偶然发生的良好行为如能获得及时的肯定与强化，其意义不言而喻。积极同伴报告策略，即是通过设置让学生相互发现并报告班级内良好行为的方式，让班级内的良好行为能够更大程度地获得强化，从而得以巩固与保持。在这一策略的使用过程中，学生良好行为所获得的强化即是来自同伴的肯定与报告，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全班范围内（包括教师）的关注与赞扬。同时，由于这一强化过程是在班级内公开的，因而对于其他同学而言，该过程可视为“替代强化”。强化之外，研究者们也从其他角度给出了积极同伴报告影响学生行为的作用机制。[4][5]首先是班级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与同伴关系）的改变。当发现并报告同学的良好行为在班级内得到明确鼓励并成为一种氛围时，班级成员在互动过程中会更多感知到对方积极面而不是消极面，愤怒、敌意等不良情绪会自然消减，有助于和谐同伴关系的形成；同时，当学生们感知到教师不再密切关注自己是否犯错并给出惩罚，师生关系亦会随之改善。第二，班级范围内的积极同伴报告，能够让教师和同学更多地发现班级内不太受欢迎或是被忽视的同学的积极面，有助于这些同学在班级内消极印象的改变；同时，这一部分学生往往也是在班级内获得较少赞扬或关注的一部分，由积极同伴报告所带来的教师和同学的关注也有助于这些学生提升对自我的积极认识。第三，当实施积极同伴报告策略时，教师为了促进大家的积极报告行为，往往会设置一个期望班级达到的积极报告项目数，预先告知学生如果班级达到了这个数目，即可获得一次面向全班的奖励（如奖励零食，组织一次披萨聚会，安排一次出游等等）。[4][5]这一环节让全班同学有机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能够有效促进班级同学的合作，减弱竞争。
二、积极同伴报告策略的应用实践
（一）积极同伴报告策略的应用源起
最早将积极同伴报告运用于儿童行为干预的是1976年Grieger，Kaufman和Grieger的一项研究。[7]该研究的对象为两个学前班的学生，干预措施为老师们在常规教学活动中，安排出大约十分钟的“分享时间”，让学生们相互提名谁在游戏活动时间对自己非常友好。在干预最初阶段，被同伴提名儿童可获得贴画奖励，但之后，被提名儿童不再获得物质奖励。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实施后，学生们在自由玩耍时间段的攻击行为显著减少，合作游戏显著增加。“积极同伴报告”这一概念的正式出现则是在Ervin，Miller和Friman等人1996年的一项研究中。[8]该研究在一所问题青少年之家中展开，聚焦一名社会技能缺乏、遭遇同伴拒绝的13岁初中女孩Alice。这一研究的主要干预手段是，教师鼓励班级全体同学积极发现并报告Alice以及另外两名同学（这两名同学并非干预对象，只是为了避免Alice感觉自己过于特殊而刻意做出的安排）的良好行为。干预期间，老师将每天数学课的最后5分钟留出，用于大家在课堂上分享自己所发现的Alice和其他两名同学的积极表现。如果老师认为哪位同学的分享真诚且具体，这位同学就可获得一定积分（积累到一定程度可换取强化物）。积极同伴报告显著提升了Alice在数学课上与同伴互动的质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Alice的同伴评定分数。上世纪90年代，是“学校环境中的积极行为支持”（school-widepositivebehaviorsupport）这一植根行为科学，强调通过积极创设有利于个体发展的支持性环境，促进全体学生良好发展的学校心理学工作模式在美国教育界逐步兴起和发展的时期。[9]p307~326“积极同伴报告”这一行为干预策略在目标和理念上都恰与积极行为支持相契合。因此，该策略逐步成为美国众多中小学校实行积极行为支持干预模式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美国中小学教育实践中日益受到重视；同时，基于该种干预策略的实证研究也争相涌现。
（二）积极同伴报告与个体行为的改善
承接Ervin等人的工作，早期将积极同伴报告运用于个体行为改善的干预实践都在针对问题青少年的特殊机构中展开。如Bowers，McGinnis，Ervin和Friman等以一名为同伴拒绝，表现出较为突出的攻击、撒谎、盗窃等问题行为的15岁男孩Mark为干预对象。[10]在连续12天的干预时间段中，让大家报告自己所观察到的Mark的积极行为，Mark也可报告自己的积极行为。所有针对Mark的积极报告都可换取积分。研究结果显示，Mark的问题行为发生率显著减少，每天固定时间段内的同伴积极互动显著提升，同伴评定分数也有了明显改善。类似地，Jones，Young和Friman，Bowers，Woods，Carlyon和Friman也通过积极同伴报告，有效降低了干预对象的问题行为水平。[11][12]不过，在积极同伴报告的具体实施上，这两项研究与前述Ervin等人和Bowers等人的干预研究稍有不同。[8][9]即，教师并不特别将几位干预对象凸显出来，作为积极同伴报告的指向对象。教师的做法是，告诉班级同学班级内将开展积极同伴报告的活动，在每天的固定时间段内，期望大家踊跃报告自己所发现的“班级之星”的良好行为；“班级之星”每周轮换，由老师预先确定。Jones等人的研究启发了后续研究者在以个别学生作为干预对象时，为避免由干预对象在学生群体中凸显出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教师将采取让班级同学轮流作为积极同伴报告聚焦对象的做法。[11]通常，为提升大家参与积极同伴报告活动的热情，教师们会赋予每周或每天积极报告的聚焦对象一个有吸引力的名字，如上述的“班级之星”，以及“最具潜力之星”和适用于较小年龄群体的“蜂皇/蜂后”等等。之后，研究者们开始将积极同伴报告策略运用于普通学校环境中个别学生行为的改善。例如，通过实施该策略，Smith，Simon和Bramlett等人有效促进了一所普通幼儿园中3名同伴拒绝儿童的同伴互动与同伴关系。[13]值得关注的是，在将积极同伴报告应用于普通学校环境时，部分研究者聚焦于一种特定的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社交退缩。社交退缩儿童青少年不能自如地发起和维持同伴互动，在有同伴在场的情境中，仍然会持续地表现出各种形式的独自活动。[14]Morzon和Jones的研究表明，积极同伴报告能够显著提升小学阶段社交退缩儿童的日常同伴互动水平。[15]Nelson，Caldarella，Young和Webb的干预则指向青少年阶段的社交退缩个体。[16]Nelson等人研究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他们考虑到在普通中学当中，青少年相互间公开的言语表扬可能带来不适，因而改变了传统的积极同伴报告方式。该项干预中，同伴间的积极报告以同伴表扬便签（peerpraisenote）的方式进行。即，教师预先给学生准备一些便签，让学生们在便签上写下他们所观察到的班级同学的良好行为，然后再将便签分发给各位同学。当全班的表扬便签积累到一定数目，即可获得一次强化。
（三）积极同伴报告与班级整体氛围的改变
在1976年Grieger等人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再度将整个班级作为积极同伴报告策略干预对象的，是Skin-ner等人2000年在一个小学四年级，以及Cashwell，Skinner和Smith在一个小学二年级开展的研究。[3][17]不过这两项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呼吁学校教育之中，教师不应鼓励学生相互揭发不良行为，而是应转而鼓励学生相互发现良好行为。因此，这两项研究并没有考察在实施积极同伴报告之后，班级学生行为在整体上是否发生了改变。他们的基本干预过程是，教师为学生设置一个积极同伴报告项目数量上的目标，鼓励大家将自己所发现的班级同学的积极行为写下来，放进教室的一个公共盒子中，如果收到的积极报告条目达到了预设目标，全班即可获得一次奖励。数据显示，如果教师为学生的积极同伴报告行为给予强化，则学生会报告较多的同伴良好行为；而当教师不为学生的积极同伴报告予以强化，则学生相互间的积极报告数目会降至非常低的水平。这两项研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实施积极同伴报告，其核心目标应在于学生良好行为的提升。如果干预工作只是带来了学生相互间积极报告数量的改变，其意义值得质疑。直至2007年，Morris和Jones的研究才在Grieger等人之后，再度验证了积极同伴报告策略对于班级整体行为改变的作用。[6]该研究以某小学的两个三年级班级为干预对象。积极同伴报告策略的实施方式为在每天的固定时间段内，老师向全班学生发放印有数字的卡片。随后，老师会通过一个转盘随机确定出一个数字，所持卡片印有该数字的同学则按照卡片上的要求给出积极同伴报告。卡片上的要求可能是“说出卡片上数字比你大的一位同学所做过的一件值得表扬的事情”，或是“说出老师指定的一位同学所做过的一件值得表扬的事情”等等。如果老师认为某位同学给出了一个恰当的表扬，那么这位同学以及该表扬所指向的同学都可获得一颗糖果或一张贴画作为奖励。研究结果显示，每天15分钟左右的积极同伴报告显著降低了班级重要负性事件（如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偷窃、说脏话等）的发生率，也显著降低了由同伴评定所确定的遭遇同伴拒绝的学生人数。Cihak等人借鉴了Skinner等人研究中让学生们填写积极报告单，并预设一个班级总体积极报告数量目标，当班级达到该目标即给予全班一次奖励的做法。[5]但同时，该研究保留了传统积极同伴报告策略中“公开”积极报告内容的环节。具体而言，该研究中，教师会在班级内宣读收集上来的积极报告单并告知大家积极报告单的总体数目。在因变量的设置上，在积极同伴报告的数量之外，该研究也纳入了班级不良行为发生率（如未经教师允许离开座位、在应保持安静的时候讲话等等）。这一针对某小学三年级班级的研究报告了理想的干预效果。Lambert，Tingstrom，Sterling，Du-frene和Lynne在一所小学的四年级和五年级中重复了Cihak等人的干预过程。[5][18]对于干预效果的检验，这一研究有两点相对于以往研究的改进。一是不仅考察了不良行为发生率在干预前后的变化，也考察了良好行为（如听从老师指示，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等等）发生率在干预前后的变化；二是该研究首次于干预活动结束之后间隔一定时间（在该研究中为2周），跟进了干预效果的检验。来自观察数据的分析支持了干预工作的有效性。近期一项研究中，McHugh等人以三个小学低年级班级（二年级和三年级）为干预对象，实施积极同伴报告。[2]这一研究中的积极同伴报告也采取让学生填写积极报告单的方式。教师不会宣读所有报告单内容，但会随机选择部分报告单在班内宣读。为了让学生及时获得奖励，教师会设置一个较低的、估计班级同学当天即可达到的积极报告数量总目标，当学生们达到这一目标，即给予强化（小的物质奖励或额外的自由活动时间等）。在研究设计上，该研究也有两点值得关注之处。第一，该研究是对积极同伴报告对于学生良好学业行为（如安静阅读，积极参与小组活动，认真完成作业等等）影响的首次考察；第二，该研究同时检验了在实行积极同伴报告之后，班级整体行为的变化以及不良行为水平高于一般同学的个别学生行为的改善，给出了积极同伴报告可在个别学生和班级整体两个层面同时产生积极效应的直接证据。
三、积极同伴报告策略的一般实施步骤
结合不同的问题与情境，基于积极同伴报告策略的干预实践不会完全相同。但总体而言，该策略的实施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的步骤。（一）步骤1：确定干预问题与干预对象确定干预问题与干预对象，即厘清期望该策略的实施，带来学生什么行为的改变，以及干预工作关注的焦点，是个别学生行为的改善，还是班级整体的变化。（二）步骤2：确定评估干预效果的量化指标为实现对干预工作有效性的检验，应预先依据干预目标，确定出评估干预效果的量化指标。举例如，Lambert等的研究检验了同伴报告对于学生不良行为（disruptivebehavior）的干预作用。[18]该研究中，研究者明确将不良行为界定为以下行为中的任何一种：（1）未经允许离开座位，指学生的腿部与臀部没有任何部分接触座位，包括未经允许的站立与走动；（2）不恰当的言语行为，指学生发出任何与当前任务无关的出声活动，如交谈、喊叫、哼哼或唱歌等；（3）从事任何与当前任务无关的身体活动或运动，如玩东西、扔东西、敲打桌子或其他东西等。该研究评估干预效果的指标之一即干预前后每天20分钟的观察时段，学生发生以上行为的频率。（三）步骤3：学生行为的前测干预工作开始前，各项观测指标均需获得基线数据。由于学生行为表现并不总是非常稳定，因此对基线数据的测量也需持续一定时间，以获得关于学生行为在干预前处于何种水平的相对准确的认识。（四）步骤4：就如何开展积极同伴报告对学生进行培训教师需要安排一个单独的时间单元告知学生班级内将会开展积极同伴报告活动，并培训学生如何正确地进行积极同伴报告。如在Morrison和Jones的研究中，为确保每位同学都准确掌握积极同伴报告的方法，教师会将积极同伴报告的基本步骤印制在卡片上发给大家。[6]Morrsion等人所确定的基本步骤是：（1）看着某位同学；（2）微笑；（3）说出这位同学的良好行为；（4）说出类似于“你做得真棒！”等赞扬性话语。尽管并不是每一项研究都为学生归纳了这样明确的步骤，但关于什么样的积极报告是适宜的积极报告（无论是口头报告还是手写形式的报告），基本的共识是要做到“具体，直接，真诚”。即，给出积极报告的同学应真诚且明确地说出哪一位同学做了哪一件具体的事情，让他/她觉得很欣赏。培训时间段内，教师应给出若干实例（包括正例和反例），让学生们切实理解什么样的“报告”是适宜的积极报告，什么样的“报告”是不适宜的。一些研究还会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更好地把握如何给出适宜的积极报告。同时，教师还需告知学生班级内开展该项活动的具体流程。比如，每天的什么时间集中进行积极同伴报告，是口头报告还是填写在教师发放的便签上，积极报告的对象如何确定等等。为了促进大家参与积极报告活动的积极性，教师需要为班级预设一个期望达到的积极报告项目数，承诺学生当大家给出的积极报告数达到这一目标时，就可获得一次奖励。奖励的确定，一些研究采取由老师确定的方式，一些研究则采取教师和学生共同商议的方式。（五）步骤5：积极同伴报告策略的实施培训结束之后，即可正式开始实施积极同伴报告。为保证策略的实施能严格按照预期规划进行，一些研究会让教师预先准备一份干预脚本，每天的干预工作按照脚本依次展开。策略实施期间，需每天记录学生行为指标的变化。（六）步骤6：干预效果的评估此类干预通常采用单被试研究（single-subjectre-search）中的ABAB设计模式。其中A代表未实施干预的基线阶段，B代表干预实施阶段。干预效果的评估一般通过比较不同阶段目标行为发生频率的变化范围、均值，比较目标行为的变化趋势进行。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强调应通过更为稳健的效应量（effectsize）实现对干预效果的评估。[2][18]效应量的评估指标有多种，但总体而言，是要实现对A阶段与B阶段非重合数据点（nonoverlappingdata）的评估。这里以最为直观的非重合数据点百分比（percentofnonoverlappingdata，PND）为例进行说明。PND的计算方法为B阶段所有观测数据点中，超过A阶段最高值数据点的个数在B阶段总体数据点中的百分比。PND大于70%，干预效果较为理想；PND在50%~70%之间，干预效果微弱；PND小于50%，则意味着干预没有效果。
四、在我国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引入
积极同伴报告策略的积极意义在我国，目前尚未见有基于该种干预方式的研究出现。基于对该种方法的操作过程与适用性的分析，可以认为将该种策略引入我国中小学教育实践不仅是可行的，也是一种具有突出积极意义的探索。从该种干预方法所反映的基本理念来看，它主张教育的着眼点应在对学生良好行为的呵护与强化，而不是不良行为的甄别与惩罚，这与当前教育界极力主张的“积极教育”的思想是想通的。惩罚通常被看作是基于后果的策略（consequence-basedstrategies），因为它往往实施于学生出现不良行为之后。这一教育手段的弊端已多有讨论，在此不再赘述。这里谈谈即便是“预防式的惩罚体系”（proactivepunishmentsystems）也同样并非理想的教育手段[3]。所谓“预防式的惩罚体系”，即教育者为了防止学生不良行为的出现，预先制定出各种行为准则，明确告知学生如果出现各类不适宜行为，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不可否认，此类预防措施有一定效果，但其一个显著弊端是，学生们会发现，即便从事了不被学校许可的行为，但只要不被“发现”，就是安全的。显然，这并不是教育者期望看到的结果。特别是，由于很多不良行为仅发生于学生与学生的互动之中（如言语与身体攻击、抢夺同学财物等），一些老师会依赖学生的“告状”而获取关于学生违纪的信息。这一做法的消极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各方学生提供的信息不一致，教师无疑要投入很多时间与精力以探明事实；而如果教师未能成功弄清事实，就可能失去来自学生、家长以及学校管理者的信任。更重要的是，由于“告状”，那些被攻击的学生还可能遭受更严重的威胁和欺负。因此，不少教育者呼吁，仅仅只是“预防”不良行为的发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教育者对学生良好行为的培养与关注。积极同伴报告这一行为干预策略所指向的，正是学生良好行为的形成。从可行性来看，该策略经常为研究者们所强调的优势是其投入与获益的对比。[1]具体而言，该策略可以较为自然地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之中；干预执行期内，每天所需一般在15分钟左右。特别是，该策略的实施，不需要教师具有专门的干预技能，普通教师可在专业研究人员的短时培训与指导之下顺利展开干预过程。五、未来研究展望如前文所述，积极同伴报告策略在美国已有几十年的研究与实践历史，其对学生良好行为形成的积极意义已得到充分证实。下文从实证研究和实践应用两方面对未来相关工作的方向提出几点思考。从实证研究而言，首先，该领域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该策略是否可成功应用于普通学校环境中的中学生群体。由前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可见，当应用于青少年群体时，相关研究多在为问题青少年专门设置的特殊机构中展开。唯一的例外是Nelson等人针对社交退缩青少年而进行的干预研究。[16]然而实际上，Nelson等人的该项研究也是在一个普通中学之中为问题青少年而设置的特殊班级中进行的。少有将该策略运用于普通青少年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顾虑在该年龄段，相互的肯定与赞扬是否仍然适宜。然而，在任何年龄段，社会赞许都是最有效的强化物之一。尤其是对于青少年而言，来自同伴的评价可能较其他年龄段更为重要。未来研究应尝试结合青少年阶段的发展特点，适当改变积极同伴报告的实施形式，检验该策略在青少年阶段的适宜性与有效性。第二，未来研究应尝试将积极同伴报告与其他干预方式相结合，应用于某种特定行为或情绪问题的应对。积极同伴报告并非针对某种特定问题的干预策略，其核心机制在该种方式能够较大程度地实现对学生自然发生的良好行为的强化。[4]然而，如果学生真正缺乏某种社会技能，自发产生教育者期望行为的可能性就非常之低，则单纯依赖于积极同伴报告，干预效果就可能欠佳。因此，如能结合期望应对的学生问题的具体特点，将积极同伴报告与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手段相结合，应能获得更为理想的干预效果。最后，从研究设计上，相对于已有研究，未来研究应特别注意改进的，是对干预效果长期保持性的检验。从实践应用方面看，该策略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班级内长期开展积极同伴报告，学生们对于该活动的兴趣必然降低；[1]而如果仅限于短期内的应用，该策略的实用价值必然受到限制。基于该策略的核心作用机制在于对学生自发良好行为的强化，一个合理的推测是，教师可尝试将积极同伴报告由一种“干预策略”转化为日常教学活动的一个组成环节。例如，可改变已有干预实践中集中开展积极同伴报告的形式，转而在班级内定期开展该项活动。如，每月设置若干天的“积极同伴报告日”，将积极同伴报告纳入每周班会的固定环节等等。其次，在相关干预实践中，一个默认的环节是，为了促进或者说强化学生相互的积极报告，教师会预设一个期望班级达到的积极报告总数；如果班级达到了这一目标，全班即可获得一次强化。然而，如果学生与教师都将活动的目标与重心放置于积极报告总项目的增多，未免有失偏颇。特别是，随着外部强化物吸引力迅速降低，学生对积极同伴报告的兴趣也会随之迅速降低。如果教师能够结合班级实际，发掘其他形式的激励方法，如帮助学生认识积极同伴报告的意义，告知学生积极同伴报告带给班级与个别同学的显著变化等等，应能显著促进积极同伴报告策略在中小学教育实践中的生命力。
刘艳 蒋索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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