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中医患关系报道的心理影响机制　

〔摘要〕通过丰富医患关系的内涵，将公众或新闻传播学意义上的受众视为潜在患者，强调突出大众媒体的影响，即从分析医、患两者关系，拓展分析更为广义的“医患媒关系”。并以社会心理学视角切入，从认知、情绪、记忆三个层面，分析媒体报道对公众的影响，以探究其在医患关系中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医患关系;媒体报道;公众心理;社会心理学

当前我国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医疗纠纷频发，医患关系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对于医疗现状、医院、医务人员、医患关系的认知与态度，除亲身就医体验及人际交流外，主要来自于媒体的大众传播，而我国新闻媒体对于“医患关系”的报道又多以负面报道为主，笔者认为在研究医患关系问题时，应加入大众媒体这一社会影响因素，即从分析医、患两者关系，拓展为分析更为广义的医生(医务人员)、患者(公众)、媒体三者间的“医患媒关系”。医学相关研究领域在对“医患媒关系”进行研究时，普遍将新闻媒体视为影响医患关系的原因之一，并认为新闻媒体在缓解医患紧张方面应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1－2］，但同时通常也仅将媒体报道作为诸多影响因素之一，较少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而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研究“医患媒关系”，多以对医患关系报道文本的分析、医务人员形象的媒介建构等为主，涉及相关报道对公众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笔者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切入，分别从认知、情绪、记忆三个层面入手，尝试探析医患关系报道对公众心理的影响。

1医患关系报道对公众认知的影响

1．1媒体报道与公众图式化认知

图式(schemas，也译作基模)是一种认知结构，包括事实和概念图式、人格图式、情感图式、角色图示、情境图式、程序图式、策略图式等［3］。医患关系报道对公众心理的影响主要与后四类图式有关。角色图式是指对在社会中或在特定情况下具有特定身份角色的人的行为的认识，这种角色图式会产生特定的角色期待;情境图式是对社会交际的情境场合以及相应的适当行为的认识，情境图式帮助人们识别环境，并采取相应的适当行动来实现目标;程序图式也可以称为剧本，和情境图式相关，是对经常发生的事件的有序组织的认识，包括采取恰当步骤和行为规则;策略图式是对解决问题的策略办法的认识［3］。公众对于医务人员的角色图式，与医患关系报道，尤其是负面报道建构的刻板印象有关。一方面，在相关负面报道中，医务人员通常被指责缺乏责任心、医德低下、收受“红包”等。在现实诊疗过程中，个别医务人员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但这种负面的刻板印象，容易导致僵化、不易改变的职业成见或偏见，形成公众对医生这一特定职业的认知偏差;另一方面，过于“颂扬”的正面报道产生的不利影响通常被忽视。在医患关系正面报道中，过分突出“药到病除”的神医叙事，但医学的科学局限性较少被提及。由于部分医疗机构或媒体一些不适当的信息宣传，忽视医学发展的局限性以及患者的个案差异，在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导致患方容易对医疗技术的有效性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4］。医生职业形象过度“拔高”造成患方对角色过高的期待，并不利于现实中的医患沟通，同时患者就医时产生的期待落差甚至可能导致医患信任危机。比如在出现医疗意外时，患者或家属无法接受，直接将其等同于医疗事故，甚至置疑医疗鉴定。此外，医患关系报道的框架、主题与叙事策略也会影响公众的情境图式、程序图式与策略图式。在相关报道中，突出暴力冲突、弱化通过法律途径或第三方调解机制解决医疗纠纷，以及较少涉及对施暴者进行法律制裁的持续性报道，会对公众产生认知错觉:通过暴力等极端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是一种可被理解甚至原谅的“无奈之举”。此认知错觉可能导致公众在与媒体报道相似的情境中，参照媒体报道建构的“情节”，处理现实中的医疗纠纷。

1．2医患关系问题归因与大众媒体的属性议程设置

我国当前面临的医患关系问题，与医方、患方、医疗体制等多重社会因素有关。一方面，有研究指出，一些媒体的报道也尝试对造成医患冲突的制度性根源等展开反思，以试图寻求顶层设计方面的改变，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的矛盾与冲突……但总体而言，这种话语较为微弱，且力量有限［5］;另一方面，一些报道在对医患关系问题原因进行具体剖析时，通常选择性地简化，归因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偏低、药价虚高等;相反，诸如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医务人员相对较少、全民医保体系、分级诊疗制度未健全等原因较少被提及。“当新闻媒介报道一个客体时―――以及当人们谈论和思考一个客体时―――客体的一些属性被突出强调，而另一些属性则被一带而过。对议程中的每一个客体来说，都有一个属性议程，而这个属性议程会影响到我们对该客体的理解”［6］。对于医患关系这一社会问题而言，媒体“探照灯”有选择的照射，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该议题/客体的某些固定属性上，造成了公众对该问题成因的片面认知。

2医患关系报道对公众情绪的影响

2．1认知对情绪的影响

在媒体报道医患关系事件，尤其是医疗纠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时，对冲突的关注是大众媒体建构该类事件常用的框架策略［7］。在报道中医生与患者被置于对立冲突的两极，医生通常被建构为“责任方”，而患者被建构为弱势无辜的“受害者”。公众延续患者即“受害者”的感性认知，掩盖了对极端非理性患者“施暴者”的认识判断。同时，公众在解读医患关系报道时，存在投射现象:公众在接触媒体报道时，自身的“准患者/潜在患者”身份，使其容易感同身受，与报道中的患者及家属持同一立场，甚至产生“同仇敌忾”的敌对情绪，尤其在公众经历过相似的医疗纠纷时，表现得更为明显;而相关报道对患者及家属“弱势”或“受害者”身份的突显，也会进一步加深公众的同情感。

2．2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传统的理性主义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一系列理性推理的结果;而当前的社会直觉模型认为，道德判断包括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两种加工，很多时候人们的道德判断更多的是一种直觉和情感的结果［8］。医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在医患关系报道及舆论中被频繁提及。媒体、公众对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医德)的判断，有时并非理性推理的结果，而是受到情绪的影响。比如2011年的“八毛门”事件。该事件被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医院反噬比“10万元手术”更让人心寒》《医德沦丧:8毛治好的病怎要价10万》《两种答案透视不同医德》等一系列评论纷纷出现。媒体及公众在谴责“过度医疗”现象时，大多直指医德，负面评论不绝于耳。该事件随后也引发现实中的医患信任危机，多名患儿家属受此事件影响，拒做手术，导致患者病情延误。然而，声称已被治愈的患儿病情出现反复，并再次入院治疗，并被确诊为先天性巨结肠，后经手术治愈，这与患儿最初就诊医院的诊断一致。在此事件中，并不能将所有问题简单归结为报道失实，事实上，在患儿病情反复以前，相关报道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并不明显，核心的问题在于，直觉上认为过度医疗现象泛滥，以及对药价高、看病贵的不满情绪，主导了媒体及公众对医务人员想当然的职业道德(医德)批判。《人民日报》针对此事曾发表评论:“眼下，质疑医生似乎已经成为公众的习惯性思维。只要发生医患纠纷，人们总是下意识地遣现医生无德……应该承认，绝大多数医生是有道德底线的。”［9］

3医患关系报道对公众记忆的影响

3．1记忆中的情绪记忆

公众在看待医患关系中的“医方”时，容易出现不满、失望、警惕、不信任甚至愤怒、仇恨等负面情绪，此类记忆属于情绪记忆范畴。新近的记忆研究发现，情绪记忆中存在着情绪记忆权衡效应，即人们对情绪事件的中心或核心特征的记忆增强，而对情绪事件的周围或背景特征的记忆受损，该效应证明情绪记忆具有选择性［10］。如在2014年西安医生手术室自拍、2014年湘潭妇幼保健院产妇死亡、2016年魏则西等事件中，舆论最初一边倒地谴责医院及相关医生，焦点多直接指向医德，而医德恰恰是以往医患关系事件在“媒介记忆”及“公众记忆”中被增强的中心或核心特征，而不同事件的不同细节及背景，由于情绪记忆权衡效应，被选择性地弱化。当新事件更多的细节及背景陆续曝光以后，“新的信息”取代“旧有的记忆”，理性分析出现，并引发舆论的反转。

3．2媒介记忆对公众记忆的影响

在医患关系报道影响公众记忆的过程中，一方面，新闻报道对公众认知及情绪的影响通过记忆唤醒实现;另一方面，公众的某些记忆也被“媒介记忆”不断强化。有研究认为，新闻报道通常把受众熟知的相关事件作为参照物，当这些事件记忆被激活时，受众会被带入原有记忆的语境之中，认为当下事件不过是以往类似事件的重演，从而使受众对新旧事件的记忆产生联系，并对新近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果产生一定预期，也对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形成价值判断［11］。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参照并非是在报道新事件时，明确提及或直接对比旧事件，而是通过“内在一致”的语境、叙事框架、意义赋予等隐性方式进行的。医生职业刻板印象的形成、患者即“受害者”的认知框架、医疗纠纷时想当然的医德批判，都以“媒介记忆”的方式，不断被激活并延续。如2016年5月报道的“丢肾门事件”，就与以往“器官被割错”“医院参与买卖器官”等新闻形成对比，唤醒公众记忆，并主导了最初的舆论表达。

4结语

医患关系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媒体报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在“医患媒关系”思考框架下，以社会心理学视角切入，从认知、情绪、记忆三个层面，分析媒体报道对公众心理的影响，尝试解释大众媒体在医患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相应的推断或结论有待于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检验。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前医患关系负面报道相对较多，造成的社会影响更为严重。虽然，本研究着重关注负面报道;但医患关系正面、中立客观报道对社会、公众所起到积极正面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并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参考文献〕

［1］赵小洋，刘连新，姜洪池．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分析与改善对策［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4，27(6):851－852．

［2］高翔，张新宇，李硕，等．江苏省医患关系现状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6，32(8):1013－1016．

［3］许静．舆论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0－114．

［4］张妮莉，赵静．基于期望差异理论的医患信任危机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4，27(3):391－393．

［5］罗以澄，王继周．医患冲突议题中新闻报道的话语策略及启示―――以近年四起医患冲突事件为例［J］．当代传播，2016，5:44－47．

［6］麦克斯韦尔－麦考姆斯，郭镇之，邓理峰．议程设置理论概览:过去，现在与未来［J］．新闻大学，2007，3:55－67．

［7］涂光晋，刘双庆．社交媒体环境下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媒介呈现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5(11):33－47．

［8］徐平，迟毓凯．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述评［J］．心理科学，2007，30(2):403－405．

［9］白剑峰．人民日报不吐不快:医生为何总被质疑［N］．人民日报，2011－09－15(19)．

［10］邹吉林，周仁来，张环，等．情绪忘记权衡效应:对复杂情绪刺激的记忆［J］．心理科学进展，2011，19(10):1460－1470．

［11］邵鹏．新闻报道:诉说过去反映当下昭示未来的媒介记忆［J］．当代传播，2016(3):96－99.

胥晓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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