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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道德教育思想启发 

中华智刊网 中华智刊网日期:2021-08-06 13:52:00人气:10675

摘要:“致良知”是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深层理论基础。他关于道德教育的实质、道德教育的过程、道德教育的原则等思想对当前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高校;道德教育

王阳明早年笃信程朱,又曾游心于释老之学。“龙场悟道”后,他提出“心即理”,阳明“心学”由此发端。这里试以“致良知”为视角,对他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分析,并简论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一、“致良知”与道德教育实质

王阳明从“心即理”出发,认为道德教育实质就是“致良知”。他反对朱熹的“道问学”,向事物中寻求道理,认为这是舍本逐末,烦琐而不得要领。他的弟子徐爱向他质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传习录•徐爱记》,以下引自《传习录》者,皆只注篇名。)他回答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徐爱记》)由此,他提出道德教育“不假外求”,而在于“尊德性”,在于“致良知”:“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为二也。夫学问思辨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答顾东桥书》)虽然他的“致良知”不外乎是“存天理,灭人欲”,但是他通过强调“致吾心之良知”,则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教育中的能动作用。

二、“知行合一”与道德教育过程

“知行合一”反映王阳明道德教育过程的思想。“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是道德认知和道德践履的关系。首先,“知行合一”是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而发的。朱熹提出过“知行相须”的观点,认为知和行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但是他又说:“论先后,知为先。”因此,在“为学次第”上,他主张先“读书而明理”,把《中庸》里的“学问思辨行”分为“知”和“行”两截功夫。这容易使人知而不行,造成知行脱节。所以阳明批评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所以“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在胸中。”(《黄修易记》)他反对知行脱节,认为“行”应当包含在“为学”和“穷理”之中,“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答顾东桥书》)。其次,他从“致良知”出发,认为“知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他认为“良知之说,只说得个心即理,即知即行”(《寄邹谦之》)。“知行分作两件”,实质上是“被私欲间断,不是知行本体”(《徐爱记》)。“知行本体”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答友人问》)。因此,他认为,知行合一之教就在于“要复那本体”(《徐爱记》)。可见,他提出“知行合一”,目的在于“补偏救弊”,克服学者“冥行妄作”或者是“悬空思索,揣摩影响”(《徐爱记》)的弊病。这在道德教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认知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离不开道德认知,知行在某种程度上确是合一的。他提出“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这样的见解,无疑是很深刻的。但是他的“知行合一”在理论上同样是有缺陷的。虽然他看到了行的重要性,但是却犯了“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的错误[1]。他混淆了知和行的区别,以至于把意念和情感也当作行,如他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

三、“动、静皆有事”与道德教育原则

(一)静处体悟

程朱理学在道德修养上重视“主敬”,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朱子语类》卷十一)这是要求个体时刻以封建道德规范约束自身。王阳明强调“循理之谓静”(《答伦彦式》),这与朱熹很类似。但他是从多方面说明“静”的含义的,并且渗透了他的良知学说。首先,根据良知学说,良知有体有用,“其静也者,以言其体也;其动也者,以言其用也”(《答伦彦式》)。其次,“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动静者,所遇之时也”(《答陆原静》)。这里的“动”与“静”是相对于具体的时空环境来说的。最后,他的“主静”明显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掺杂了禅宗成分。他虽然不承认自己的“静”是“坐禅入定”,但是从他反复强调“所谓动亦定,静亦定,体用一原者也”(《答伦彦式》)来看,不能不说是受禅宗的影响。从一般意义来说,王阳明的“静处体悟”,是要求个体时时以“吾心之良知”进行自我观照,无论是静坐时也好,有事无事时也好,都要收敛身心,以“理”进行自我约束。具体说来,“静处体悟”指的是静坐、宁静以收敛身心等这类静修功夫。他在中年的时候十分重视静修的功夫,他说:“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钱德洪记》)他提倡静修,本意是避免使人心为外物引诱,并不是将修养的功夫一归于静,“盖因吾辈为事物纷,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与辰中诸生》)。

(二)事上磨炼

与“静处体悟”相对,王阳明更加重视“事上磨炼”。他发现静修虽然必要,但是静修也有局限性,就是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若靠著宁静,不惟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陆澄记》)。他的弟子也多有这样的困惑,有的感到“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陆澄记》),有的感到“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觉内外打不成一片”(《陈九川记》)。为此,他以“体用一原”的良知说为根据,主张良知展开于日常的践履之中,进行“事上磨炼”。他说:“良知明白,随你静处体悟也好,随你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钱德洪记》)他还主张以“动”为主,辅之以“静”,以动济静,“须在事磨炼工夫得力。若只好静,遇事便乱,那静时工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陈九川记》)。可见,阳明将“动”与“静”都视为“致良知”功夫,“动、静皆有事”是他道德教育的重要原则。他用孟子的“必有事焉”、“集义”把这二者统一起来。他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动静皆有事”,“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所谓时时去集义,只是致良知”《与聂文蔚》)。据此,他以“致良知”为头脑,主张随时随地开展做学问的功夫。“大抵学问工夫,只要注意头脑得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见多闻,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答欧阳崇一》)例如虽然他对科举不满,认为科举使人心放溺,但是他并不反对科举,“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循循为之,亦自两无相碍”(《与辰中诸生》)。对于读书也是一样,虽然他批评朱熹那种支离的读书方法是“玩物”,但是他也不反对读书,“且如读书时,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黄修易记》)儿童的日常生活,也不能等闲视之,所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也”(《与辰中诸生》)。总之,他认为“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与陆原静》)。

(三)省察克治

从“致良知”出发,王守仁把“省察克治”作为“存理去欲”的重要原则。在《传习录》中他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逐一追究搜索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省察克治是使自己的内心时时保持警觉,不让私欲、私念有一点的存在余地。他又把“省察克治”等同于《中庸》的“戒慎恐惧”,并以此为“致良知”的重要功夫。所以他说:“戒慎恐惧者是良知”(《答陆原静》),“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与舒国用》)。“昭明灵觉之本体”,指的就是“良知”。

(四)刮磨

针对一般人的“良知”容易受到蒙蔽这一点,王阳明提出“刮磨”的道德教育方法。他说:“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刮磨。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若不加刮磨,驳杂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灵明处,尘埃之落,固亦见得,亦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与黄宗贤》)“刮磨”首先是去除物欲的障蔽,以恢复本心“自有一点灵明”,“识得仁体”。另外,“刮磨”还有通过不断的缜密思考,锻炼思维能力,以使“良知之用”不断呈露的意思,所谓“聪明日开”,“良知愈思愈精明”(《钱德洪记》)。

四、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高校大学生正处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期,各方面发展正趋于成熟。王阳明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前德育工作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第一,它有助于启发大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良知与自觉。“良知人人同具”,因而要使其树立发展的自信心,变“他律”为“自律”。第二,立足德育,使大学生全面、正确地看待知行关系。王阳明的知行论不是简单的哲学认识论。从德育的角度,其“知行合一”的思想具有很多的合理内核。第三,他关于德育原则的论述对于指导大学生的自我修养也极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302.

作者:常国良 封玮 单位:黑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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