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战略体系解析　

美国情报界自创建之初，就一直谋求对情报力量的发展、运用和协调进行集中统筹，但始终未能取得理想成效。自发生“9·11”事件及其后颁行《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防止法》以来，美国陆续出台了数十部情报战略，如《国家情报战略》《国家反情报战略》《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情报界信息共享战略》《情报界人力资本五年战略计划》《国防情报战略》《中央情报局战略意图》以及《空军情报、监视与侦察战略》等，并适时进行修订和更新。这些情报战略既涵盖了国家、部门、情报界、情报机构等多个层级，又涉及反情报、信息共享、网络空间、人力资本等多个领域，初步构建了层次较为清晰、结构相对完整的情报战略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情报力量的发展、运用和协调进行全局性统筹指导，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是美国在情报领域实施全面集中统筹的新尝试，是实施全局性战略指导、把握情报工作和情报力量建设方向的新方法和新工具，体现了美国前沿的情报战略思想，为推动美国情报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战略体系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战略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1]。美国的战略体系层次分明，在国家情报战略正式出台之前，主要由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国家军事战略和战区战略等构成。国家情报战略并没有打破美国战略体系的层级，而是处于国家安全战略之下，与国防战略一道，从不同侧面共同支撑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美国的战略体系(见图1)。

图1 美国战略体系层级示意图

除国家情报战略之外，美国还出台了分属各层级、各领域的情报战略，初步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情报战略体系。情报战略体系并非是所有情报战略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由各层级、各领域情报战略所构成的层次清晰、结构有序的有机整体，是引领国家整体情报力量未来发展、运用和协调的系统性宏伟蓝图，也是提升国家整体情报力量、确保拥有情报优势的系列行动指南。由于美国情报战略体系与国家安全及发展全局密切相关，因此它也是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是在美国战略思维传统、国家安全需求以及情报自身发展趋势等多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而产生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2.1 美国战略思维传统是情报战略体系形成的思想根源 战略思维是指“思维主体对关系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预见、谋划、研判，并由此形成战略思想、战略规划和战略决策的思维活动”[2]。美国战略思维最早源起于独立战争时期，始于军事战略层面，后扩展到国家安全、经济、科技及情报等战略层面，并且从被动地应付形势到积极主动地制定战略，其演变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3]。美国战略学家菲利普·克罗嫩伯格(Philip S.Kronenberg)就指出，战略在美国国家安全规划中必然居于中心地位[4]。

传统虽不等于现实，但却毫无疑问地会影响现实中的行为选择。这是因为“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战略行为，都离不开战略文化传统的孕育，区别只是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深浅而已”[1]。因此，长期以来，美国的战略规划一向受到高度重视，并不断根据需求的变化而调整目标，表现为一个持续演变的、活跃的过程。在情报领域，随着情报力量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专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安全力量，对其发展、运用和协调进行全局性战略统筹就成为必然。

2.2 满足国家安全需求是美国情报战略体系形成的重要驱动力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必须首先考虑的利益，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把安全放在他们所有利益的首位”[1]。美国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的界定涵盖了国防和对外关系两个方面，目的是获取：a.超越任何国家、国家集团的军事或国防优势；b.对外关系中的有利地位；c.能成功抵御或内或外、或明或暗的敌对或破坏行动的防御态势[5]。当前，情报正日益成为一支作用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性力量。2015年1月，时任美国国防部负责情报事务副部长的迈克尔·维克斯(Michael G.Vickers)在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演讲时指出，“情报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十分重要，也是美国优势的主要来源，在美国面对的一系列威胁面前，情报是发出预警的第一道防线”[6]。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也曾明确指出，“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美国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及时、准确的情报”[7]。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情报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情报既可以辅助决策者制定明智的国家安全政策，以保持对外关系上的有利地位；又可以有效地支持国家安全行动，在军事或防务上占有对任何外国或国家集团的优势；更可以为有可能出现的突发性、灾难性事件提供有效预警，以成功抵御内部或外部、公开或隐蔽的敌对行动。可以说，情报日益成为一支作用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性力量。为此，美国急需全面统筹情报力量的发展、运用和协调，提升整体情报力量，确保国家安全提出的各项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2.3 美国情报战略体系形成是顺应情报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 面对情报机构进一步发展壮大、情报界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共享以及应对信息革命的冲击等涉及情报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美国情报界需要站在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全局的层面，展开科学的统筹规划。

首先，美国情报界规模进一步发展壮大需要构建情报战略体系。美国情报界自最初成立至今，经历了力量规模不断壮大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少数几个机构发展到目前的17个机构(见图2)，不仅拥有反情报、人力情报、图像情报、测量与特征情报、公开来源情报、信号情报以及技术情报等多种情报门类，还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计划与指导、搜集、处理与加工、分析与生产、分发与整合、评估与反馈的情报流程。如今，美国情报机构组织规模庞大，且其实践活动攸关国家安全，亟须科学、合理的全局性战略指导。

图2 美国情报界组织结构示意图

※该图参照美国情报专家马克·洛文塔尔所著《情报：从秘密到政策》一书中“图3-1情报界：组织视角”(洛文塔尔.情报：从秘密到政策[M].杜效坤，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46)和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官方网站(www.dni.gov)有关情报界组织机构的介绍绘制而成。

其次，美国情报界一体化建设需要构建情报战略体系。冷战期间，美国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苏联。冷战结束后，美国情报机构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又要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网络攻击等非传统安全威胁。“9·11”事件和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使美国情报界意识到，传统运行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新安全形势提出的严峻挑战。为此，美国情报界提出一体化建设的新要求，即建成一支整体力量大于部分力量总和的团队[8]。这就要求情报界整合能力，以一个单一的一体化团队展开行动。然而，每个情报机构都有各自的历史、任务、文化和情报手段，要将17个不同的情报机构凝聚成一体绝非易事。因此，美国情报界需要长期性、全局性的战略指导，才能使一体化建设过程更加协调与高效。为此，将情报战略体系构建作为引领国家整体情报力量发展、运用和协调的系统性宏伟蓝图，指引情报界确定情报工作的战略重点，消除可能存在的任务重叠与冲突，从而推动情报界一体化建设向前发展，是极为有益的新尝试。

再次，实现信息共享需要构建情报战略体系。在经历了“9·11”事件的惨痛教训后，信息共享成为美国政府和情报界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2004年出台的《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防止法》，要求国家情报主任按照国家安全需求，确保情报界的信息实现最大程度的可利用性和可获得性。实现信息共享不仅要冲破体制的障碍，更要使各机构在统一的指导下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情报战略体系构建不仅可以为情报界各机构提供协调一致的规划和前景，还可以指导各机构有效推进信息共享项目和倡议，有助于促进形成完全协调、整合的信息共享能力，以更好地了解恐怖分子的意图和计划，提前做好应对和预防工作。

最后，应对信息革命对美国情报领域的冲击需要构建情报战略体系。尤其是当信息革命进入网络和大数据时代后，数据的处理、传播以及储存能力，“几乎是没有止境的”[9]。网络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情报领域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情报获取和应用的效率，为决策者提供了更加优化的决策依据的同时，也给情报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如，通过网络可获取的数据量剧增，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情报处理与分析方法能够胜任的范畴，以至于很难对其加以合理和有效的利用；网络空间成为了复杂的信息战的新战场；恶意软件对美国政府、军队以及私人信息系统等造成的危害给情报机构带来极大挑战；等等。为应对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全新挑战，美国亟须构建情报战略体系，在对情报工作和情报力量建设进行集中统筹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整体情报力量、确保拥有情报优势。

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是在长期的情报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尤其是在“9·11”事件和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的影响下，美国情报界提出要建设一个真正一体化的情报界，并通过一体化实现转型，由此更是加速了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的步伐。

3.1 美国情报战略体系的层次 美国情报战略体系的层次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纵向上的层级性，其二是横向上的多领域性。

从纵向层级来看，构成美国情报战略体系的各情报战略不是平行排列的，而是存在等级秩序的，大体可划分为国家、部门、情报界、机构等多个层级。国家级情报战略主要有《国家情报战略》《国家反情报战略》《国家信息共享战略》等；部门级情报战略主要有《国防部信息共享战略》《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国土安全部信息共享战略》等；情报界级情报战略主要有《情报界愿景》《情报界信息共享战略》《情报界人力资本五年战略计划》等；机构级情报战略主要有《中央情报局战略意图》《国防情报局战略》《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战略》《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署战略》《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战略》等。美国情报战略体系纵向各层级之间形成了向下指导与对上支撑的关系，这一关系决定了各层级情报战略之间内在的联系方式，即由上一层级战略的目标分解出下一层级战略的任务；下一层级战略支持上一层级战略确立的目标。

从横向领域来看，美国情报战略体系可划分为若干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平行部分，如反情报、信息共享、网络空间以及情报人力资本等。反情报领域情报战略主要有《国家反情报战略》《联邦调查局反情报国家战略》等；信息共享领域情报战略主要有《国家信息共享战略》《国防部信息共享战略》《国土安全部信息共享战略》《情报界信息共享战略》《联邦调查局国家信息共享战略》等；网络空间情报战略主要有《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空军网络空军蓝图》等；人力资本领域情报战略主要有《情报界人力资本五年战略计划》《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人力资本战略计划》《中央情报局多元化与包容性战略》《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多元化与包容性战略计划》等。各领域情报战略规定了每一特定领域的目标，整合该领域的行动，即“在每一个主要领域中，活动的每一个分支应有自己独特的战略类别”[10]，并且与其他领域的情报战略相互配合，从不同侧面共同支撑起美国情报战略体系。

3.2 美国情报战略体系的结构 美国情报战略体系的结构，是指构成该体系的各层级、各领域情报战略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及组织秩序的内在表现形式。就像法国军事理论家安德烈·博福尔所说，战略就好像是由不同方面和层级所构成的金字塔，即“我们面对的是各种互有差异又互相依赖的战略形式组成的金字塔。必须明确规定它们的含义，才能使它们结合成为一系列协调的行动，指向同一个总目标……在金字塔的顶端并在政府(最高政治权威)直接控制下的是总体战略”[11]。从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的实践来看，由美国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战略位于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最顶端，决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情报等各领域的目标；国家情报战略则在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下，位于情报战略体系的最顶端，决定各层级、各领域情报战略的目标，并整合情报领域的行动。

因此，厘清美国情报战略体系的结构，既要明确该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也要明确该体系在更高层级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一方面，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是由各层级、各领域情报战略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各层级、各领域情报战略之间的联系就成为情报战略体系内部结构的基础，反映该体系的内部关系。另一方面，美国情报战略体系又与国防战略体系等，共同构成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因此情报战略体系与国防战略体系之间的联系，即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结构的基础，反映的是情报战略体系的外部关系(见图3)。

图3 美国情报战略体系结构示意图

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在辅助决策者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支持国家安全行动、推动情报工作和情报力量建设发展等方面，已初见成效。

4.1 辅助决策者制定国家安全政策 美国情报专家马克·洛文塔尔认为，“决策者与情报界之间应是共栖共生的关系：决策者依赖情报界给出建议，这是情报界存在的主要基本前提”[10]。鉴于情报对决策者制定国家政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历版《国家情报战略》均对此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目标。2005年《国家情报战略》提出，要预测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发展趋势，帮助决策者认清机遇及弱点[12]。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将辅助制定明智的国家安全政策作为情报界首要的战略目的[8]。2014年《国家情报战略》提出要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使其在事关国家安全的事务上做出明智决策[13]。在《国家情报战略》指导下，其他层级和领域的情报战略也对此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和目标。如，2007年《国家反情报战略》提出，必须对反情报活动加以规划和整合，为国家安全决策者提供优质情报[14]；2008年《情报界愿景2015》提出，情报界的使命就是创造决策优势[15]；等等。

在上述战略指导下，为更好地辅助决策者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美国情报界采取相应的措施。如，调整《总统每日简报》的制定机制，即转变以往《总统每日简报》几乎不采纳除中央情报局外其他情报机构分析成果的做法，推动整个情报界的分析人员参与制定《总统每日简报》。同时，在国家情报战略有关“提供战略情报和预警”任务目标的指引下，情报界力求在提供长期战略预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在及时的可行动情报支持下，美国决策者与政府人员能够运用所有国家力量工具，针对朝鲜和伊朗等问题有效地开展外交工作[16]。在纪念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成立十周年的讲话中，时任总统奥巴马称赞情报界提供的情报对其做出明智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即“情报界提供的情报客观、直接，既没有夸大威胁，也没有低估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这对美国人民的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7]。

4.2 支持国家安全行动 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对反恐行动以及联合作战行动中的情报支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2.1 反恐行动中的情报支援 美国本土近年来没有再遭受到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情报战略体系构建在反恐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历版《国家情报战略》均将反恐作为任务目标之一。2005年《国家情报战略》提出，要解除恐怖分子的行动能力[12]。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提出，要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即洞察、监视并摧毁企图严重危害美国及其人民、利益与盟友的暴力极端组织[8]。2014年《国家情报战略》提出，要识别、洞察、监视并瓦解从事有可能危及美国及其人民、利益与盟友的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13]。为支持《国家情报战略》提出的有关反恐的任务目标，国家反恐中心于2008年出台并于2012年修订的《国家反恐中心战略意图》又提出，要通过分析威胁、共享信息以及整合国家力量等方式，打击国内外的恐怖主义[18]。2010年《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署战略》则提出，要发现暴力极端分子及其藏身地、计划、组织及行动，并协助打击暴力极端分子[19]。

在上述一系列有关反恐的情报战略指导下，美国情报界加强并整合能力，改进工作方式，实施信息共享，在反恐行动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2011年5月2日成功击毙基地组织头目奥萨马·本·拉登的行动。美国前国家情报主任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对此曾表示，“在我近50年的情报生涯里，从未见过情报界像在击毙本·拉登行动中这样，表现出整合、协作和专业的一面”，而在此过程中，“中央情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勤勉、细致的工作是功不可没的”[20]。

4.2.2 联合作战行动中的情报支援 若要成功遂行联合作战行动，及时、准确地掌握可行动情报是极为重要的。对此，2005年《国家情报战略》提出，要在有必要进行干涉时，支持外交和军事活动[12]。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明确提出，要支持高效的国家安全行动[8]。2014年《国家情报战略》提出，要提供及时的情报支援以实现作战及国家安全目标[13]。2007年《国家地理空间情报系统战略意图》提出，要推动地理空间情报任务圆满完成，即协助打赢战斗，为此要持续进行调整，提供特定的时敏性地理空间情报，以便打赢长期战争，并且还要保证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需要就能获取地理空间情报[21]。2008年《国防情报战略》提出，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条件和情况下，都要为作战人员和国家提供最好的情报、反情报及安全保障[22]。2011年出台的《国防情报局战略(2012—2017)》提出，要提供全源国防情报以防止战略突袭，并且为作战人员、国防规划者与决策者提供决策优势[23]。2013年出台的《空军情报、监视与侦察2023：提供决策优势》提出，要提供并运用一体化的、跨领域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以确保决策优势[24]。

在上述相关情报战略的指引下，情报界各机构在当前动态且复杂的作战空间中，可以同时获取并分析多个来源和多种门类的数据。这些整合在一起的情报门类至少包括信号情报、人力情报、地理空间情报、测量与特征情报以及公开来源情报，以便向作战人员提供可行动情报。美国前国家情报主任詹姆斯·克拉珀对此表示，“我们的愿景是将信号情报和地理空间情报集中在同一时域，使其更加整合、更加灵活。这将使我们能够时时追踪某个区域的活动，更好地预测事件，并且将行动即将发生的实际地点迅速通知分析人员，而不是试图预测其可能发生的地点”[25]。

4.3 有力推动情报工作发展和情报力量建设 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在推动情报界统筹管理和一体化建设、促进机构整合、提升信息共享水平以及加速情报人才队伍建设等情报自身发展问题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提升了情报力量统筹管理和一体化建设水平。情报战略体系构建体现的是管理层的意志，如《国家情报战略》是国家情报主任代表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情报界的主要工具，即国家情报主任可以通过执行《国家情报战略》制定情报工作目标，管理情报资源；领导全局性事务，在需要进行跨机构协调的问题上行使领导权；从“联合的”视角出发，整合各机构的情报能力[8]。相应的，情报界各机构也都依照《国家情报战略》以及各自的任务与职能，制定相关的情报战略，统筹指导各层级、各领域的情报力量发展、运用和协调，并以此来支持《国家情报战略》设定的目标。由此可见，国家情报主任及其他情报界各级管理者，在执行各层级、各领域情报战略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对所管辖的情报力量进行统筹协调，提升管理水平与管理效能，增强情报工作效率，进而推动情报界一体化建设。

其次，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促进了情报界机构优化整合。为使情报界各机构更加统一、协调且高效，更好地满足国家安全需求，2005年《国家情报战略》提出，要实现情报一体化，避免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认识出现空白[12]；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再次强调，情报界必须一体化，建成一支整体力量大于部分力量之和的团队[8]。在上述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于2010年10月正式设置了负责情报一体化的国家情报副主任(Deputy DNI for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DDNI/Ⅱ)一职，领导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的核心任务。2014年12月，时任美国国家情报主任詹姆斯·克拉珀宣布成立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NCSC)，“将反情报与安全作为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领域开展工作”[26]。2016年1月，美国情报界又专门设立了网络威胁情报一体化中心(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Center，CTIIC)，“领导一体化的情报界分析，推动跨机构合作，集中整个政府力量应对网络威胁”[27]。美国情报界在相关情报战略指导下进行机构整合，有助于实现任务与资源统筹管理，消除冗余，优化情报力量建设，并有助于推动各机构开展协调、统一的行动，进一步推动情报界核心职能一体化。

再次，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进一步加强了信息共享建设。2005年《国家情报战略》提出，要消除存在于情报界的信息共享障碍，制定反映所有数据“需要共享”(而非“需要知道”)的政策，取消各机构对情报信息的“所有权”[12]。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明确将“推动信息整合与共享”列为业界目标之一，提出要加强信息整合与共享，从根本上改善信息技术的运用，包括信息管理、整合与共享措施[8]；2014年《国家情报战略》将“信息共享与防护”作为业界目标之一，指出要加强、整合及合理利用情报界能力，以促进协作并改善发现、获取、检索、存储及防护信息的机制13。此外，针对信息共享，在国家层面专门出台了《国家信息共享战略》，在部门层面分别出台了《国防部信息共享战略》《国土安全部信息共享战略》，在情报界层面出台了《情报信息共享战略》，在机构层面则出台了《联邦调查局信息共享战略》等。在上述有关信息共享战略的指导下，情报界各机构互为合作伙伴，通过建立统一的共享环境增强任务能力，并协同行动。如，美国情报界建立了“一体化搜集与分析需求系统”(Integrated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Requirement System，ICARS)，推行了“国家情报图书馆”“情报百科”“分析空间”等项目，打破了情报界各机构之间的壁垒，使各情报分析单元形成了网络一体化的分析环境。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纪念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成立十周年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共享新技术、新卫星，而跨平台工作意味着我们能做得更好，更好地搜集信息，也更好地分发信息”[17]。

最后，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促使情报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构建灵活的情报业界的过程中，人是最核心的要素。因此，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突出对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2005年《国家情报战略》就提出，情报界要吸引人才、聘用人才、凝聚人才，打造一支创新型、结果导向型人才队伍[12]。2009年美国《国家情报战略》再次强调，要吸引、培养并保留一支多元化、结果导向型、表现优异的情报人才队伍，使其为应对国家安全挑战提供专业技能与杰出的领导才能[9]。2014年《国家情报战略》提出，要建设一支更加灵活、多元、包容且专业的队伍[13]。此外，在《国家情报战略》指导下，2006年《情报界人力资本五年战略计划》明确提出了组建一支一体化国家情报人才队伍的愿景[28]。2014年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出台《2020年美国情报界人力资本展望》(The U.S.Intelligence Community's Human Capital Vision 2020)，提出要打造一支高效的人才队伍[29]。

上述有关情报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为制定专门的人力资本规划构建了宏观框架，同时也确立了情报界人力资本发展的长远目标。一是，打造一支多元化的情报人才队伍。为此，时任国家情报主任约翰·内格罗蓬特，于2006年成立就业机会均等与多元化办公室(Office of IC EEO and Diversity)，并制定《情报界就业机会均等与多元化行动计划》(IC EEO and Diversity Action Plan)，以便更好地对就业机会均等与多元化职能进行整合。二是，制定配套的情报人员专业性培训战略或规划，加强对情报人员的专业培养。例如，美国陆军部于2008年颁布了《军队文职情报人员专用职业项目》(Military Intelligence Civilian Excepted Career Program，MICECP)，提出政府及非政府训练机构均可对担负情报任务的人员进行培训，培训人员还将得到陆军的资助[30]。三是，下大力气营造能够吸引并保留人才的业界风气。如，建立按业绩支付酬劳的标准，以个人贡献的大小确定相应的酬劳；提供一个没有歧视、骚扰和担心遭到报复的工作场所，所有人都有尊严，获得尊重，享有平等机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等[31]。2014财年，情报界成为“联邦政府最佳工作地点”之一，并且在联邦政府所有19家大型机构中位列第四[32]；2015年，情报界的排名由第四位跃升至第二位，并且在国家安全领域机构中排名第一[33]。

综上所述，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对情报力量的发展、运用和协调进行集中统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自“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情报工作和情报力量建设，不仅继续保持着世界范围内专业水平最高、能力最强、技术最尖端的绝对优势，而且在情报界一体化、信息共享、反情报、人才队伍等重点领域的建设也取得了新的突破，而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正是取得上述成就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同时，由于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优化调整阶段，因此该体系本身并非尽善尽美，尚有许多亟待改进的方面，如各层级、各领域情报战略发展不平衡，有些内容过于笼统、模糊以至于缺乏可行性或可操作性等。尽管如此，美国情报战略体系构建在理论和实践上所积累的经验，仍值得我国借鉴和参考，以便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情报战略体系构建。